四 理论研究VS政策研究 我从事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理论研究,另一类是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偏重于学术、方法,政策研究则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现在负责的两个研究机构—— 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就都是侧重于政策导向的研究。前者每年参与政府的五年规划落实的评估,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析;后者专注于地方政府很多问题的研究。 就我而言,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我早期当然比较重视理论研究,这也是必要的。我现在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在上学期间,特别是职业生涯的初期, 一定要高度重视理论。要读书,要读理论书,要读将来没有时间再去读的那些文献,这样才能打好一个基础。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个东西,你一旦想透了它,把它写出来了,把它想明白了,它就成为你的基础了。但是,因为中国也在改革开放, 确实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也���要去做分析,所以我逐步转向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比如我写的那本书——《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还有后面做的一些关于转轨经济学的分析,以及近期关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思考。由于我现在需要负责一些管理工作[包括国民经济研究所、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中国经济50人论坛等], 事情越来越多,做理论研究的精力就越来越少了。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没有完全清晰的分野,特别是很难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完全分开来。因为理论研究中,也往往涉及政策的关注点,否则很多理论就找不到靶子,没有问题导向,容易变成无的放矢或空中楼阁。而政策研究,如果没有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没有理论的宏观把握和穿透力,也往往失之于就事论事、无法深入, 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尽管如此,认识到理论与政策之间应该保有一定的距离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距离有助于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否则人云亦云,或者只是做一些政策的解释工作,作为学者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经济学需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非官方的研究智库开始出现。这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以及1996年创建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研究所,是我在访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时就产生的想法。它是中国**批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机构之一。20多年来,国民经济研究所秉承独立、客观的学术精神,专注于深度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关的重大经济问题,为**政府提供前瞻性的政策和改革建议,为企业精英提供及时、独到的咨询分析,并不懈地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新研究成果和经济思想,**改革呼声。这包括月度宏观分析、季度宏观分析、中国市场化指数的编制与研究、系列工作论文等,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起到了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意见**和知识桥梁的作用。在中国非政府学术机构的发展环境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研究所20多年来所坚持的独立、前瞻、积极谏言、影响社会的办所理念,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发展开了实践的先河。 后来,我又受聘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89年2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现在是25家**高端智库之一。**高端智库就要给**提出各种政策建议,那就更偏重于政策,就是说你要提出政策建议来。要提出可实施的政策建议,那就更需要面对实际,更需要对实际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了,要组织大家来做。 还有,就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98年6月,刘鹤同志找到我和易纲,提议发起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中国经济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有一个特点,政府官员在政府部门里面要长期运作,因此会对一些领域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就出现一种情况,有些官员很有学术背景,但是他熟悉的领域恰恰是别的部门,他的博士论文或者研究的领域可能是其他部门管的事,对这一领域他有想法,但是他不能随便去评论别的部门的事。因此,这些官员在论坛机制当中可以成为正式的成员,而且可以经常参加讨论。这是一个好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是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参加各种讨论的一种机制。所以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要的发起人也是政府人员,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