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主办的“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之一，参加本次会议的多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本次会议共收到了42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涉及《诗经》《楚辞》、诸子、出土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既有对诸类文献的考据、疏证和注释，也有对文献的生成方式、写定年代、文体特征、思想文化内涵的分析考察，还就先秦文学与文献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做了宏观的论述，在一些研究热点、难点和理论方法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考。本次会议所涉议题十分广泛，综合反映了当今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现状，创获丰厚。此次集结出版，以纪念此次盛会，也希冀对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提供一份宝贵的文献材料。

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从口传时代到文字书写时代的历史飞跃 赵敏俐 引 言 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时间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 世纪。现存的殷商文学文献，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还有《尚书·盘庚》和《诗经·商颂》等。此外，在先秦两汉历史文献中留存下来有关殷商时代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歌舞艺术等等，也值得我们重视。因而，在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对殷商文学都有简略的介绍。中华书局1941年初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与原始文学状况”和“周易与巫术文学”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了一个初步的定性。他的这一观点被詹安泰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所接受并有所发展。论述*详细的当属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的业师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分册），为殷商文学单设一编，将其确定��“殷商奴隶制社会文学”，下设五章，分论“殷商奴隶制**的建立及其社会特征”“殷商的神话”“殷商的音乐舞蹈和诗歌”“殷商的散文”“殷商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及其历史作用”。用了约5万字的篇幅，对殷商文学做了全面的分析介绍。然而，相对于周代社会以后的中国文学来讲，殷商文学现存的材料毕竟太少。其中*为重要的传世文献如《商颂》，受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而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宋诗，甲骨文与金文等出土文献在很多人看来又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因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几乎不再有人将殷商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时段来论述，或将其大而化之在“原始文学”当中，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意义似乎已被人淡忘。但是，随着近年来考古研究的不断发现，史学界已经在认真思考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关于殷商文学的讨论理应受到新的重视。因为，如何认识这一时段的文学，不仅意味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增加了一个古老的历史时段，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起源问题，对早期的中国文学如何评价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对中国文学史整体看法的改变。所以，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 可以纳入殷商文学范畴的基本文献及其考辨 考虑到中国文学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一种泛文学，而不是今天所说的纯文学，是中国精神文化早期的文字书写形态。就现有材料来看，可以纳入殷商文学范畴的文献，依据其来源，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中有关商代的文献、《诗经》中的《商颂》、《周易》中的一些卦爻辞、记载于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商代遗文遗诗、有关商人的神话传说等等。其中，前两项的真实性，没有人会怀疑。对以下几项文献，尚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与看法，依据学界已有的研究考辨成果，本文再做简略的论述。 **是《尚书》中有关商代文献的真伪。据《史记》所载，汉文帝时，在济南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八篇中有《商书》五篇，即《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在坏壁中发现古文书《尚书》四十六篇，其中有《商书》十一篇，包括伏生所传的五篇。《尚书》的传授过程极其复杂。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十三经注疏》，从名目上看这十一篇全都存在，但是除了济南伏生所传的五篇之外，其余诸篇经过汉代以来学者辨析，认为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这五篇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四篇，可能是周代史官追记，或者春秋战国时代人所作；另一种情况是《盘庚》（上、中、下）篇，其间有些文句也可能经过小辛或者周初史官的编修，但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商代传承下来的真实文献。 第二是《诗经》中的《商颂》。现存五篇。*早记述其来历的，是《国语·鲁语》中鲁国大夫闵马父的一段话：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 据此，知“以《那》为首”的这几篇作品是“商之名颂”，是商代流传下来的（“先圣王之传恭”），后来经由正考父之“校”，将其献于周太师，原有十二篇，后来保存在《诗经》中的只剩下五篇，此说为《毛诗》学派所继承。 但是，《国语·鲁语》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的说法，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却变成为了赞美宋襄公而“作《商颂》”，薛汉在《韩诗薛君章句》中又变成了“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的说法。由此关于《商颂》作年的问题产生了异说。 比较在《商颂》作年问题的两说中，“商诗说”*早见于《国语》，于史有征。除上引闵马父的话之外，这五篇作品，在春秋时代的宋国也曾有过流传，《国语·晋语》记晋公子重耳流亡到宋国，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劝宋襄公礼遇晋公子，就曾引用过《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两句，诗句出自《长发》。此外，《左传·隐公三年》在君子曰中曾引用过《商颂》“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之句，诗句见于《玄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楚人声子出使晋国时曾说：“《商颂》有之曰：‘不僣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诗句见于《殷武》。又《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晏子称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诗句见于《烈祖》。由于有《国语》《左传》等上述文献的相互佐证，显然有非常充分的历史根据。而“宋诗说”*早见于《史记》，于先秦文献无据。而关于正考父“作《商颂》”说的荒谬，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就有过辨析：“《毛诗·商颂序》云，正考父于周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说谬耳。”所以，自汉代以后，“商诗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采信。但是，自清中叶以降，随着今文经学派的重新兴起，“宋诗说”却突然大兴起来。魏源、皮锡瑞、王国维等人先后在《诗古微》《经学通论》《说商颂》等著作中对“商诗说”提出质疑，标举“宋诗说”。以魏源等人在清末学术领域的影响，再加上20世纪疑古思潮的推动，《商颂》乃宋诗说遂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是，由于魏源等人的说法出于疑古的推测，并没有提出新的历史实证。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杨公骥、张松如发表文章，对魏源等人的说法进行了逐条的辨析，指出其谬误之所在。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更有详细的讨论，“商诗说”重新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的认可。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也正在为《商颂》为商诗说提供新的补充材料，如江林昌指出，1976年在周南扶风遗址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铭文有力地证明了商代确有‘颂’的存在，并有专人负责承传‘商颂’的文化传统”，甲骨文中有关于“商奏”的记载，姚孝遂等人认为所谓“奏商”有可能指祭祀时奏某种管乐而言。《礼记·乐记》言师乙答子贡问乐云：“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c 可见，商为乐歌之名，并为商人所作，历史上也有明确的记载。此外，有关殷商时代歌舞艺术的诸多历史记载，也可以为我们证明殷商时代存在着“颂歌”提供有力的证据。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了有关《商颂》研究的诸多说法之后，认为还须尊重《国语》《左传》的历史记载，这也是当下大多数学者之所以回归《商颂》为商诗说的原因。 第三是《易经》中的一些卦爻辞，它们是否属于商代文献的范畴，需要辨析。关于《易经》产生的时代，*早的记载就在《系辞传》里。其说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清代学者崔述、皮锡瑞等人对此说法开始提出质疑，民国时期辨伪之风盛行，除了传统的“殷末周初说”之外，又有了“周初说”“**说”“春秋说”“战国说”等多种说法。其中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论文，通过对《周易》卦爻辞中“王亥丧羊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几个故事的详细分析，断其为周初之作的说法，为学界所认可。李学勤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材料，补充了顾颉刚的观点，认为经文的形成很可能在周初，不会晚于西周中叶。此外，廖名春、杨庆中等人从语言学、宗教思想等方面也做了补充，认为《易经》的成熟当在西周初年。由此而言，《易经》从整体上不能算作殷周时代的文献。但是，这部成书于周初的著作，里面的许多卦爻辞，特别是一些“古歌谣”，却有可能产生更早。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镜池已经有过讨论，此后高亨等多人都有过相关的研究b，其中当有一部分应该属于殷商时代的古歌。 第四是记载于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商代遗诗遗文。如《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上述诗歌，虽然分别记载于《吕氏春秋》与《史记》，但是由于缺少更多的先秦文献材料作为辅证，我们难以断定其真，但是也很难断言这些文献的记载没有出处。如何看待这些历史文献，是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认真考虑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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