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方法论，融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于一体，在全面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扎实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和概括了其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科学内涵与理论地位、方法论原则，系统阐释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思维方法、领导方法和实践方法的“四位一体”的完整方法论内容体系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1.形成背景、科学含义、地位与方法论原则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科学含义与地位。 1.1.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斗争都离不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即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抉择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随着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推进，我们党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要保持长期执政，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从严治党。”[[3]] 1.1.2.科学含义与地位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应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开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该方法论是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思维方法、领导方法、实践方法在内的“四位一体”的系统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和突出的话语特色。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基础，是从严治党实践基础上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升华、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新时代指导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方法论、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与理论的链接枢纽，是架起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与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中介环节，是“舟”或“桥”。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智慧。 1.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原则 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对任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需要科学合理的方法，而方法的阐释和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 1.2.1.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关于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古今中外皆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运动观。中国古代亦有运动变化的观点，儒家经典《大学》指出商汤用的洗澡盆的铭文即汤之《盘铭》上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本意就是阐述“易”即变化的机理，在“易”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并加以趋利避害。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4]]。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的、无条件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过程。列宁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从哪里开始。人的思想、理论以及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是从一个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某个参考节点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一个节点发端。事物有自己固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过程，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必然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全面从严治党自有产生的根源与起点，有其置入人的头脑中作出相对静态分析和思考的过去时。“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不会只有过去时，还有进行时，也有将来时。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动态过程性，决定了在其实践过程中孕育产生并指导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方法论必定是一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的三者统一。 早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主要表现是在党的建设是上**次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党建思想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为了确保执政而不脱离群众，毛泽东不断号召全党开展“三反”“五反”等整党整风运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同时，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提出了造就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的要求，以“四化”标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总结和汲取我们党执政后党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尤为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强调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探索出了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党的建设的执政党建设新道路，开启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新历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我国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此推进党的建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明确提出了党的“科学化”建设总要求，将我党历史上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党建工程扩展为“五位一体”（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党建新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在继承我党历史上的党建新经验和新成果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新形势新情况下，做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6]]这一总要求既是对党建史上管党治党基本经验的继承，是新时代方位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纲领和总体布局，也是对管党治党将来目标的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高度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总要求”中坚持的一个大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管好和治理好党自身，是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秉承了我党领导自己进行自我建设的党建历史传统，是我党建设发展历史逻辑的充分体现。无论是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还是改革开放伊始的思想解放和党和**领导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建设科学化要求和“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无一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都是我们党的自我完善和提高。在看到党建历史继承性的同时，新时代党建总要求又有重大创新，这就是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严”字当头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和党的自我建设的*新亮点，是党建创新逻辑的体现。 其次，“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7]]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要求。“四个以”路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特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性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属性的坚持和弘扬。同时，将信念与理想并列起来共同作为党建根基，是为了突出现实性需要，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时代感、现实性和创新性，体现了现实逻辑与创新逻辑的统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提法和新要求，具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是针对新时代新使命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而提出的新要求，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创新性，做到了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四个以”的路径要求是党建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涵盖了党建历史经验，具有继承性，也体现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创新性，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创新逻辑的统一体。 再次，“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8]]是对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内容的新概括，在继承“五位一体”党建工程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内容，从而创新性地发展了党建系统工程理论，是在历史逻辑基础上，面对现实需要作出的党建新布局，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相融合的治党新思想新理念。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党建工程思想体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五位一体”党建工程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和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继承了我党历史上“三位一体”和“五位一体”的党建工程思想，强调纪严于法，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使党的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坚持原来制度建设的同时，强调将其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是党建方法上的新突破和新发展。在继承党建工程思想方法的历史逻辑基础上，强烈关注现实需要，注重方法上的现实性逻辑，并作出一系列创新性发展，是创新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建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主要是：**提出了党建质量的目标要求。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更主要的是质量问题，要确保党不变质，还要确保党要提质，即在性质上确保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三个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走在时代前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党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跟上时代潮流。人民衷心拥护体现了党的人民性和以人民为**的**立场，是对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党的群众观点的基础与发展，既有历史逻辑也有创新逻辑。“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建目标的*大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式表达和在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党建质量的新途径，是党的建设通过全面从严治理而实现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是我们党特有的一项基本功。在革命时期，党战胜了各种困难与挑战，曾走过万里长征，历经千难万险。改革进入深水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各种风险与考验都得以成功化解和克服，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强调了党的性质和执政党地位，也突出了其活力方面的要求，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时代性，既照顾到了历史逻辑，也顾及了时代现实需要。 1.2.2.现实逻辑与中国梦目标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现实逻辑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现实需要从严治党。现实实际包括党情、国情、世情三个方面。 首先党情危殆，形势严峻。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腐败分子信仰丧失、政治蜕变、经济贪婪成性、生活**糜烂、官僚作风横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大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换届过程中，拉选票、搞贿选和非法组织活动，个人政治野心膨胀，甚至有人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个别领导干部主政一方，俨然成为了一个土皇帝，大建“独立王国”，对党**决策部署阳奉阴违。逆淘汰现象、老好人现象较为普遍。党性、党纪、组织性丧失，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污染。 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问题依然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党**搞迂回战术。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收受贿赂、不择手段聚钱敛财，动辄几百万甚至几个亿；有些领导干部不仅自己明目张胆大搞权钱交易，还利用其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怂恿其家属子女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从政积累的所谓“人脉”和“面子”经商办企业揽项目、大发不义之财。有的领导干部欺瞒组织，对组织不忠诚，不如实报告个人收入情况，藏匿赃款赃物，企图逃避党纪国法惩处。“四风”虽有所收敛，但依然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些领导干部心存侥幸，顶风违法违纪。很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收敛不收手，贪图享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生活糜烂。如果管党治党稍有松懈，“四风”问题就会卷土重来，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高压性态势一刻也不能放松。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老虎”威震四方，苍蝇嗡嗡乱飞。“虎贪”地动山摇，动辄上亿元。“蝇贪”则啃食群众切身利益和劳动获得感、破坏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度，严重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就是在这样的党情面前，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务必从严，提上日程。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严”字当头，重视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出重拳反腐，以**论抓住党内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牵牛就牵牛鼻子，同时运用两点论做到全面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立足党情实际，是现实党情逻辑的必然要求。 其次，国情的现实逻辑与目标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一条重要原则。从国情来看，我们**正面临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任务艰巨，这是目标逻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巨大成就，同时，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风险与挑战严峻，这是现实逻辑。立足现实逻辑，争取实现目标逻辑，坚持正确科学的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原则是关键。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不懈奋斗，GDP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坚强领导下，发愤图强、真抓实干，“党的面貌、**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9]]这是我们从严治党必须考虑到的国情现实逻辑。 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是：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凸显，我们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我国当今*大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在具体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是实情。立足这一实际国情，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原则的现实逻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要实现的伟大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0]]我们党当担历史使命，带领人民走向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正所谓“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必须坚持的目标性原则，即立足长远、立足未来、立足使命进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把建设成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与**富强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再次，从世情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与霸权主义叠加、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世界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冲突等，导致世界局势呈现出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党和**发展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尤其是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严重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给党和**事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课题。西方大国在大搞霸权主义，挑起局部争端和国际关系紧张的同时，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和“颜色革命”，也对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挑战，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情的现实逻辑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逻辑的更新，提出更高要求和符合未来发展的党建方法论成为必然。 1.2.3.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不断与时俱进，面对党的建设存在的新问题、新挑战，及时提出新的顶层设计和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逻辑发展的必然。理论的创新必定蕴含着方法论的创新，因为理论与方法论都是来自于实践。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为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实践创新与包括方法论的理论创新相辅相成、互动相生，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然与方法论的创新相一致。 理论上的*大创新莫过于全面从严的提出，纪在法前，纪律停在前面，同时与制度建党和思想建党相结合，这一党建理论在方法论上体现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内外兼修的创新性。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补钙强心壮筋骨，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这是自律和内修的运用。纪律与制度则是外治，是他律。把纪律变成带电的高压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具有长效作用。巡视利剑高悬，形成强大威慑力，又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一层防腐剂。这种由内到外，层层设防的实践设计同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辩证法理论相一致，是内外合力标本兼治的方法论创新。 方法论创新是基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与理论上的创新，方法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方法，也是其理论创新的方法。巡视制度的建立及其实施，是全面从严治党*为有利的杀手锏，也是党建史上****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其中也蕴含了方法论的创新。巡视制度是一项党内监督制度，是各级党委纪委设立专门巡视机构，对巡视对象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各种法规、党的纪律、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11]] 巡视主要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出现的新问题，比如：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等问题；违反廉洁纪律，公器私用、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目无组织纪律，搞非法组织活动，拉帮结派、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这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方法、新措施即巡视制度的设立与实施。新问题、新办法、新措施就是全面从治党的新理论、新方法论与新实践的有机统一。 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 2.1.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 对党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前提与未来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党建形势和党眼下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需要有科学评估和认知方法。其中，历时态纵向认知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认知方法之一，对其作出阐释很有必要性和现实应用价值。 2.1.1.基础含义 历时态和共时态认识方法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并运用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索绪尔用树干的纵断面与横断面作比喻来解释语言对立统一的两种状态，“把一段树干从横面切断，我们将在断面上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形，它无非是纵向纤维的一种情境；这些纵向纤维把树干垂直切开，也可以看到。”[[12]] 这种把树干垂直切开去观察树干纵向纤维的方法，就是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通过纵断面，我们可以看到构成树干的一条条的纤维及其纵向成长和演进的过程。索绪尔指出“纵断面表明构成植物的纤维本身，横断面表明这些纤维在特定平面上的集结”[[13]],横断面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共时态，运用事物共时态的存在视角去考察事物的共时态认知方法，可以看到构成事物各要素在横断面上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与共时态横向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由于可以考察到构成事物各个元素即树干中的各条纤维的产生、发展成长的过程及其规律，故凭此可以探视出各个元素在“树干”中的作用与地位。历时态方法在动态中把握现象与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积极主张的认识方法。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事件和经济事实恩格斯说过：“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14]] 静态地考虑某一因素、历史史实一定会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的性质”[[15]] 在动态中历史地认知事实和现象，就是要求我们要用历时态的方法认识客观事物。历时态认知方法尤其对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认知考察，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历史思维，运用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考察管党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并从中作出经验总结与规律升华，既不完全同于索绪尔对语言的历时态研究方法，又高于后者。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植根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实践，有其自己独特的科学含义、内容构成、突出体现与价值旨趣。 2.1.2.历时态认知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内容的七大“纤维”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是其历史思维方法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的具体运用，其科学含义是：以党的建设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并将各组成部分视为一个具体的考察维度和治理要素作出历史性审视，梳理其演进发展的过程，总结对其治理的经验，提出针对性策略与举措。以各个维度和要素的考察与治理实现党的整个有机整体的强健，把党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力量。 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体，还是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心骨”[[16]]，所以党好比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树干”，上承枝繁叶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下启人民群众的厚土根深。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使党这个“树干”越来越强大，更具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要管党，管党的什么？从严治党，治党的什么？是构成“树干”的各个要素，树干之“纤维”即党的建设各组成部分，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反腐倡廉、制度七个方面的内容。此七个方面既是“树干”中的七条“主纤维”，是党建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和七个维度。与之对应的“从严”，也就是指政治从严、思想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执纪从严、反腐从严、制度从严七个方面。此“七个从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七个治理要素，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就是以构成党的“树干”有机体的七条主纤维作为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七个要素与维度及主要内容，对其分别治理，以达到“强筋健骨”的功效。 历时态认识方法是分析构成事物各有机元素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有力工具，习近平总书记继承我党历史上党建和管党治党的积极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丰富了“树干之纤维”，创新了从严治党和管党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党建内涵”[[17]]，从党的政治之维、思想之维、纪律之维、组织之维、作风之维建构了管党治党的五维度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五个维度既是毛泽东同志党建思想的五个视角和主要内容、也是其党建体系中的五条纤维支柱。通过此五条“纤维”的建设，强健了党的树干肌体力量，使党成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终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两者是互补关系。党的政治纲领与政治路线正确，党的建设就前进，就发展。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5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7页。 [[3]]魏礼群：《“四个全面”：新布局新境界》，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44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08月，第523页。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61页。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61页。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61页。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0页。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5页。 [[11]]《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0页。 [[12]]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20-121页。 [[13]]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2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 ，第592页。 [[15]]张之沧，张卨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3页。 [[16]] 参见拙文“全面从严治党的历时态纵向认知”，《前线》，2018年第11期，第58页。 [[17]] 参见拙文“全面从严治党的历时态纵向认知”，《前线》，2018年第11期，第59页。

目 录 1.形成背景、科学含义、地位和方法论原则 1.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科学含义与地位 1.1.1.形成背景 1.1.2.科学含义与地位 1.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原则 1.2.1.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1.2.2.现实逻辑与中国梦目标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1.2.3.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 2.1.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 2.1.1.基础含义 2.1.2.历时态认知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内容的七大“纤维”构成 2.1.3.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的生动运用 2.1.4.习近平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的价值旨趣 2.1.5.历时态认知方法的地位 2.2.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认知方法 2.2.1.全面从严治党立足现实指向未来，没有完成时 2.2.2.现实与未来相结合认识方法的运用 2.3.底线思维的认知方法 2.3.1.底线思维的哲学依据 2.3.2.“底线思维”认知自律与他律 2.3.3.底线思维认知腐败问题 2.3.4.“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 3.1.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思维方法 3.1.1.“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 的辩证思维方法 3.1.2.以联系的观点，总揽全面从严治党 3.1.3.以矛盾分析的方法，谋划全面从严治党 3.1.4.以质量互变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1.5.严明党纪与发扬民主的辩证思维方法。 3.1.6.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2.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思维方法 3.2.1.历史思维方法的基本内涵 3.2.2.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思维方法的提出 3.2.3.历史思维方法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运用 3.2.4.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思维方法的意义 3.3.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维方法 3.3.1.战略思维的哲学内涵 3.3.2.战略思维方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运用 3.3.3.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维方法的现实意义 3.4.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思维方法 3.4.1.创新思维方法概说 3.4.2.自我革命推动思维创新 3.4.3.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思维方法的体现 3.4.4.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 4.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方法 4.1.落实主体责任的领导方法 4.1.1.落实主体责任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 4.1.2.落实主体责任是对象化活动的必然要求 4.1.3.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1.4.从严追责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4.2.“顶层设计”的领导方法 4.2.1.基本概念与基本特征 4.2.2.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的提出 4.2.3.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领导方法的运用 4.3.**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4.3.1.基本含义 4.3.2.**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理论依据 4.3.3.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领导方法的体现 5.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方法 5.1.标本兼治的实践方法 5.1.1.标本兼治实践方法的哲学依据 5.1.2.补钙固本与“打虎拍蝇”相结合 5.1.3.标本兼治的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相结合 5.2.“点面结合”的实践方法 5.2.1.“打虎拍蝇”带动“全面”从严治党 5.2.2.政治建设统领全面从严治党各个领域 5.2.3.“拔出萝卜带出泥”与“挖泥拔萝卜”相结合 5.3.专题性、阶段性、分步骤有序推进的实践方法 5.3.1.分阶段、有步骤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5.3.2.从出台“八项规定”到持之以恒纠“四风” 5.3.3.从“打虎拍蝇”到巡视利剑再到追逃追赃 6.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特色 6.1.1.“四位一体”的整体性特色 6.1.2.鲜明的时代特色 6.1.3.鲜明的创新性特色 6.1.4.突出的话语特色 6.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义 6.2.1.理论意义 6.2.2.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