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岳阳楼记》的四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体现读书人忧患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全文的点题之笔,又是全文的灵魂和闪光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它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基本的信念,它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老百姓是社会的底层,又是社会的根基,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民本思想的文学表达。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我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真实的心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层面上的品格,而不是它品格的全部。《岳阳楼记》深邃博大,别有洞天。我这种感悟有幸得益于屈原的《离骚》,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歌德说:“**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但他没有说,因为探不到底,谁也别去探测它。我试着从另一个方向去探测,以检验自己的感悟是否有道理。 据说岳阳这个地方,古来许多贬官都来过,包括伟大的屈原。《离骚》是否写于岳阳?我不知。但《离骚》三昧,于理解《岳阳楼记》大有启示。《离骚》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的楚怀王,国势日衰,危亡日迫,救国无门…… 这对“国士”屈原来说,能��怨乎?故发而为《离骚》,故有其代表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来多誉为“励志”之属。这就未免简单肤浅了一点。我以为:《离骚》其实是一部很“内向”的杰作,不管它叙事多么宏大,比兴多么浪漫又具有神话色彩,情感多么激越,语言多么华美惊人,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策励宣言”,而是一种灵魂自诉,一曲充满内心矛盾冲突的心灵咏叹调。在这里,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化在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中:一心向往的“美政”你究竟在哪儿啊,我穷尽毕生之心力,为何还未能达到?我将求索、求索、再求索而不废其志,可我已然老去……这实际上是屈原的又一个《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设身处地想一想,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这不是“国士”屈原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士君子的群体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种宿命的悲剧,太容易让人耳边响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了。 要说我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偏好民族风格的音乐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 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该曲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好的,特别是‘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音乐评论家巴拉基列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岳阳楼记》真正的“眼”在哪儿呢?我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虽表达新颖但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