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苏培成先生采访录 我是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先生的书认识苏先生的,因为我在常州工作,而且多年来也一直研究周有光,而周有光的很多著作都是苏培成先生主编或整理出版的,因此就有机会和苏培成先生见面,也因此有机会向苏培成先生学习。苏培成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我年长三十多岁,是**的语言文字学家,侧重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著作宏富。近年来,我和苏先生多有来往。常州大学建立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常州青果巷周有光故居建立周有光图书馆,常州举办“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等会议,苏培成先生多次来常州指导交流,出谋划策,我也曾经利用契机邀请苏培成先生给我校学生做过“如何做好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讲座。为了参加学术会议,我也曾多次到北京,几次拜访苏先生,甚至还在苏培成先生家住了两个晚上。我和苏培成先生交谈甚为投机,获益良多。近来,我在研读苏培成先生的著作,很想了解他成长的历史,以便知人论世。尤其是苏培成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私下认为我的采访带有抢救**学人史料的性质。蒙苏培成先生允诺由���做多次访谈,主要谈他这几十年来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情况。下面是我访谈的记录。 节 考入北京大学前的情景 赵 (赵贤德,以下简称赵)您一定要趁您现在身体还不错,还能坚持写作的情况下,尽量多留下一点文字。这些文字除了学术文字,也要有更多的您个人的经历和逸闻趣事。您尽量说说您经历的学术和生活工作方面的有关事情。您千万别说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有些事情在当事人看来觉得没有意义,但是在外人看来却是很有意义的。我在研究过去的有些人物时,烦恼的就是资料太少。比如我在研究民国语言学人物时,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就非常好,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在研究赵元任时,就觉得《赵元任年谱》和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非常好。谢谢您!听说您的祖籍在福建。是吗? 苏 (苏培成,以下简称苏)是的。我的高祖父是福建同安澳头村人,经商,从事南货北上、北货南下的生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托人带货款南下,受托人携款潜逃,在天津经营的商号因为没有流通资金而倒闭,高祖父被困在天津。我这一代是苏门在天津生活的第四代。 高祖父去世后,我们和福建老家失去联系。“文革”结束后有一年,**电视台记者王志就语言文字的问题到我家录像采访,在**电视台播出。厦门同安县工商局的苏法科先生看了播出后就想,北大这个苏培成不知是不是我的同乡,于是给我写信询问。收到来信后,我回答他说:我听家里老辈人说,我的曾祖父曾任山东三台巡抚,早逝,曾祖母年轻守寡。光绪年间恩准旌表,在老家的村头建了一座贞节牌坊,上写的是“天旌节孝”,两边还有挽联。有这座牌坊的村子就是我的祖籍所在。苏法科回信说:澳头村的村头有石牌坊,上面的题字、挽联和你说的一致,我们是同乡的宗亲。就这样我和老家的亲属分隔一百多年后又接上了关系。有一年我去厦门参加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举行的学术会议,抽时间去同安澳头村探访。先到同安拜祭苏氏宗祠,后去澳头瞻仰牌坊,受到宗亲的热情接待。如今那个小渔村已经大变样了,成了旅游的景点。 赵 您是出生在天津吗? 苏 是的。1935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我出生在天津。父亲叫苏宏枢,是小学教师;母亲叫叶洪文,操持家务。我有个姑姑也是小学老师。我们弟兄五人,还有一个妹妹。1942年至1948年,我在天津育德庵小学读书,班主任是刘淑珍老师。刘老师是位**的老师,教我们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我还大体能背。1948年暑期考入河北省立天津中学,现在叫作天津市立第三中学。那时学校在铃铛阁旧址,“文革”后迁校到丁字沽。这是所老校,教学质量较高,在天津有点名气。语言学家张志公、刘涌泉都曾在这里读过中学。在初中我就开始喜欢语文,到了高中就明显偏科,偏向文科。这个学校有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我在这里上学时作业不多,有许多时间读课外书。开始读现代文学作品,读鲁迅、老舍、曹禺等,后来读一点学术著作,主要是研究文学的著作。例如游国恩的《楚辞概论》、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等。通过读书的积累,我逐渐知道北大中文系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1956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新书,是北大教授岑麒祥先生写的《普通语言学》。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普通语言学”。但因为岑麒祥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这本书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材,我就把它买了下来,一直珍藏到今天。由此可见我对北大中文系心仪已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我在读初二。为了庆祝开国大典,我们班扎了个很大的地球形的圆灯笼,去参加在天津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集会,然后是游行。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到家,十分兴奋。 赵 您是怎么喜欢上语文的? 苏 我读的中学是一所老学校,校舍离我的家很近。天津流行一句俗语:“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g2o)。”铃铛阁是一座古建筑,后因失火焚毁,改为学校。这所学校有多位**的老师,语文老师比较突出。初二的语文老师是穆心斋先生。他在课上讲李何林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我就知道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也知道了鲁迅、郭沫若。初三的语文老师是裴学海先生,他是语言学家,著有《古书虚字集释》。他在课上讲吕叔湘先生著的《语法学习》,我开始接触语法。进入高中,我就迷上了语文。在高中读了一个多月,我因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在家时,我姑姑给我从她工作的学校借来了几本语文书,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虽然很多地方读不懂,但我还是愿意读,希望能多懂一些。这时的报纸上登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我也找来读,很受启发。高二的语文老师是张守谦先生,现代文学家。那一年鲁迅诞辰日他在学校布置了小型鲁迅作品展览,要我做他的助手,我有机会接触了鲁迅的著作。高三的语文老师是王荣棠先生,他告诉我们出版不久的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是本很好的书。对这个信息别的同学可能并不注意,我却十分留心,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知道了它的体例和用法。 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北方曲艺。上了高中我就练习编写曲艺唱词。1952年我写了一篇大鼓词叫《真正的人》,歌颂志愿军英雄罗盛教,发表在天津的《新晚报》上,得到了稿费旧币12000元,折合为新币1.2元。我就用这点钱买了《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这是我用稿费买的部书,这部书一直陪伴我到现在。在中学阶段我在天津的两家报刊上发表了曲艺唱词有七八篇,其中有一篇还由单弦名家马增蕙在**人民广播电台演唱过。那时我只是个中学生,知识不够,写曲艺还不懂什么叫阴声韵、阳声韵。不过从那时我就心无旁骛,专注于语言与文学。 第二节 北京大学的读书生涯 赵 中学毕业后,您就考取了大学。是吗? 苏 1955年高中毕业,我的肺结核尚未痊愈,不能**闲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到1956年暑假开学后,我的母校图书馆缺少一个管理员,图书馆的负责老师知道我还闲在家里就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愿意到图书馆上班。那时我的肺病已经痊愈,家里经济又很困难,于是我就返回母校参加工作,可是我想考北大的心没有变。一转眼到了1957年,高考报名时我就去报考。非常幸运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于是我辞去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进京上学。 那一年北大开学较晚,到9月中旬,我乘火车由天津到了北京。那是我次乘火车,也是次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乘北大的校车来到了燕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那一年高考录取人数比往年要少,我以志愿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终于得偿夙愿。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赵 您进入北大的初感受是什么? 苏 我进入北大,一切是全新的。我次乘火车,从天津东站乘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北大派汽车到前门火车站接新生。我坐上校车由中关村的小校门进入学校。那时想,北大这么有名气,怎么校门这么小这么破?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个旁门。入校后到哲学楼前下车,到一楼101大教室报到,从此就成了北大的学生。那时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党委书记是江隆基。 北大中文系1957级有新生一百多人,分为三个教学班。我在一班,住在学生宿舍29斋433室。一间宿舍有三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住六个人。系里举行了迎新会,我见到了系主任杨晦先生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让新生熟悉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安排,系里请游国恩先生和王力先生分别和我们见面,介绍文学和语言学教学情况。教学活动逐步展开,新的集体逐渐形成。学期有五门专业课,课程的名称和任课的老师是:文艺学引论,吕德申;语言学引论,殷德厚;中国文学名著选读(先秦两汉部分),季镇淮;语音学,齐声乔;工具书使用法,吴同宝(就是吴小如先生)。一年级新同学不进行反“右”斗争,只参与一些活动接受教育。 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我参加了天安门的庆祝游行。十一月七日的苏联十月革命节,周恩来总理来北大给全校师生做报告。他在北大南门下了车,步行到大饭厅,我们排队站在南门内的马路两旁欢迎。我们是次见到周总理,都十分兴奋。到了1957年除夕,晚餐后我们班同学聚会迎接新年。将到午夜时我们都到大饭厅,熄灯。午夜钟声响起,整个大厅灯火通明,马校长登台给全校师生拜年,发表简短讲话。台下的师生齐声高呼:“给马老拜年!”情绪极为热烈,迎接新的一年。在北大我生活在全新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的命运和**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充满了希望。 赵 那时中文系分专业吗? 苏 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只有一个专业,叫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生入学后都在一起学习。到三年级时要分为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专门化,类似后来的两个不同的专业。多数学生愿意学文学专门化,没有几个人愿意学习语言学专门化。可是系里的安排是文学只有两个班,一定要有一个语言班。如果完全靠学生自愿选择,语言学这个班的人数就不够。怎么办?于是先做思想动员,讲清语言学的重要性,然后再报名。结果是全体同学都报名,后由系里决定谁去学语言学。我被分到语言班。这次分专门化,决定了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全体同学都服从分配,从三年级开始按照新的教学班开始了教学。那个年代服从**的需要已经深深扎入我们的内心,支配我们的行动。 赵 北大中文系名家很多,谈谈您的专业课学习情况。 苏 民国时期的国文系有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等课,但是没有综合性的现代汉语课。院系调整后学习苏联的“现代俄语”课,开设了“现代汉语”课。我这一届的“现代汉语”课是由林焘、朱德熙、姚殿芳三位老师担任主讲,共讲了三个学期。1958年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了《现代汉语》教材,分为上中下三册。全书有七个部分:绪论、语音、文字、语法、词汇、修辞、作品分析。这部教材出版较早,内容很新,影响很大。我们上课时只用了前两册。1961年调整教学计划,现代汉语课减少了课时,精简了内容,删去了修辞和作品分析。教材变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材后来又经过几次修订,一直用到现在。书中的语法部分是由朱德熙先生执笔,他用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描写汉语语法,令人耳目一新。语音部分是林焘先生执笔,他把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加以改造,建立了现代汉语语音学的体系。 院系调整后,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曾由不同的老师任教,教学内容也各不相同。魏建功先生主要讲作品,杨伯峻先生主要讲文言语法。1954年王力先生由中山大学调到北大,还没有打开行李就上台讲授汉语史,这在全国高校是次开设汉语史课。王先生讲了几年,课程建设大体完备,改由年轻的老师主讲。1959年王力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设计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新体系,并且编出了讲义,课前发到学生手里。在一教的101大教室上课,旁听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新体系教学效果很好,教育部决定以王先生的讲义为基础,由王先生负责编写全国统一的古代汉语教材。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只上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就以参加教材的编写代替上课。老师分给我们一些文选的篇目要我们做出注释,分配给我注释的是柳宗元的《牛赋》。因为我们课程还没有学完,知识不够,所以我们注释的文选后都没有采用。王先生主编的四大本《古代汉语》出版后成为学习古代汉语的“百科全书”,直到**仍影响巨大。可惜我们只读了教材的册,没有学完全书,知识有很大的缺口。 袁家骅先生本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因为他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成就**,后转入中文系。袁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内容丰富,富有创造性,是这门课程有影响的教材之一。后来袁先生又主编了《汉语方言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袁先生给我们讲授方言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过音韵学,听起来很吃力,似懂非懂,这门课程我没有学好。1959年夏季去无锡调查吴方言,袁先生亲自跟随我们并指导调查才大体明白。1960年袁家骅先生又给我们讲授汉藏语导论课。袁先生是壮语专家,广西的拼音壮文就是由袁先生负责研制的。也是由于我们的准备知识不够,听课很困难,如同听天书。袁先生每周用一个晚上到学生宿舍辅导,但没有人问问题,老师干坐在那里。那时我们年纪小,不懂得珍惜学习机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即使这样,我还是通过跟随袁先生学习,对汉藏语有了初步的了解,大体能够阅读研究民族语文的论著。1980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几次开设汉藏语课程。那时袁先生已经去世,改请**民族大学马学良先生负责组织教学,由**民族大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主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稿经过修订成为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是过来人,所以明白汉藏语概论这样的课程对北大语言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十分必要。 按照教学计划,语言学专门化要开设三门理论课,就是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史。我们这一届的语言学引论是由一位助教主讲的,课堂比较沉闷。外国语言学史本来由岑麒祥先生主讲。我读书那一年,岑先生应南京大学方光焘先生的邀请去南京大学讲学,这门课改由高名凯先生讲授。高先生还编写了讲义发给了我们,可惜这份讲义我没有保存下来。普通语言学一门由几位年轻的老师参照高先生的《语言论》分头主讲。这门课本来就复杂,理论性又强,不易讲好。由年轻老师主讲深度不够,印象不深。高先生的《语言论》出版后,我几次阅读学习,因为没有老师指导收效有限。 文字学原来由梁东汉先生主讲,后来梁先生调离北大,我们这一届系里请唐兰先生返校主讲。唐先生是文字学知名专家,曾在西南联大执教,也出任国文系系主任。唐先生两周来一次,一次讲三课时,讲了八九次。唐先生给我们留过一次作业,就是标点《说文·序》。我们按时听课并完成作业,但是课后没有做到钻研思考,错失良机,后悔莫及。 系里为我们开设的语言学课程还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周有光先生的“文字改革”、陆志韦先生的“汉语构词法”等。我还听了魏建���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聂崇岐先生的“古代官制”。这两门课是古典文献专业的课,我属于旁听。那时宋云彬先生给古典文献专业讲《史记》,他的方音很重,我只听了一次就没有听下去。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开设语法研究课,主要讲句法的变换分析。可是1982年朱先生出版的《语法讲义》并不包括这部分内容。我没有机会向朱先生请教,想来可能是朱先生自己放弃了。学术研究是十分艰苦的事业,大专家的研究也难免有变化、有取舍。 我们这一届的中国文学史课也遇到问题。先秦两汉这一段,由季镇淮先生主讲,学期先讲作品,第二学期讲史的部分。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只读了一些作品,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因为我们下煤矿劳动就没有学习。宋元明清这一段只由吴小如先生做了简要的说明,没有读多少作品。文学专门化有一整套课,我们这一届还请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讲授戏曲史。由于我们语言专门化的课程本来就多,所以没有机会听到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几位名师的课程。 赵 您读书那时好像还参加了科研项目,请谈一谈。 苏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这几届在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科研项目。1955级语言班一个暑假没休息,集体编写了《汉语成语小词典》,经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审定修改后出版。1955级语言班后来和我们一起搞现代汉语虚词研究。1956级语言班的科研项目是“汉语发展史”。对大学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课题难度太大。他们经过努力写出了初稿,终究未能正式出版。我们1957级语言班的任务是和1955级语言班一起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编写虚词词典。大约做了两年写出了初稿,然后由少数同学组成编委会,由朱德熙先生领导负责定稿。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这部书稿所用的例句做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次科研使我受到了锻炼。现在看来学生从事科研主要是学习和锻炼,由于知识不够、时间不够,很复杂的课题是很难完成的。 赵 听说您那个时候还在煤矿劳动过,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什么收获? 苏 北大的思想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使我受益很大。我们这一届除了日常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外,还进行了学工学农劳动锻炼。1958年暑期开学后,中文系全体师生去平谷县参加人民公社成立活动。回校后稍做休整,我们1957级学生就去京西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我们住在矿区一所学校的教室。没有床铺,都睡在地面。林焘先生带着几位助教和我们一起去到煤矿,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课。开始时是**劳动,**上课,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挖煤是重体力劳动,而且是日夜三班倒。从起床下井到收工开班会、洗澡、吃饭要十一个小时。**劳动后十分疲劳,第二天上课的话会打瞌睡。后来改为一周劳动一周上课,情况好一些。但是没有复习时间,更谈不上读参考书。北大党委常委王学珍曾到煤矿来看望学生,了解情况。他回校后向党委汇报,说煤矿劳动太危险,万一出了事故学生受了伤,很难处理。党委决定这批学生的劳动到1959年年初放寒假时为止,不再延长。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是陆平,他同意这个意见。可是到了“文革”,这居然成了陆平破坏教育方针的罪状。半工半读生活很是劳累,但我们的情绪都很饱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有一次梅兰芳剧团到城子煤矿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是《贵妃醉酒》。那个时候能看到梅兰芳演出很不容易,煤矿大礼堂里人山人海。工人挤满了礼堂,我们学生只能站在后,有的学生就站在桌子上看。我不懂京剧,也看不明白梅剧团演出的精彩之处在哪里,只是看到了京剧。 1959年年初,结束了城子煤矿的半工半读回到学校,开始了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的学习。这学期有几门新课,给我留下印象深的是听朱德熙先生讲现代汉语语法。 赵 听说您那个时候还到乡下参加学农? 苏 转眼我们到了四年级的第二学期,中文系安排我们这个年级去北京昌平十三陵公社学农。三个班分在三个村,我们语言班在黑山寨村。由春播到夏收我们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学期。黑山寨村在深山里面,不通公路。我们去的时候学校的汽车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然后生产队派毛驴给我们驮行李上山,到了村里分别住在老乡家。生产队没有食堂,由同学自己做饭吃。村里没有菜,吃菜要由生产队派毛驴,学生赶着毛驴去离村20里地的十三陵集市去买。做饭没有煤,由学生上山去打柴,背回来烧柴锅。有**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来看望我们,中午在我们那里吃饭。那天吃的是炒芹菜,我们连芹菜的菜叶都放在锅里一起炒,炒出来的菜有苦味,程贤策也只能说“还不错”。 大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是必要的,向工农学习,了解社会,但是不能太多。北大中文系本科是五年制,我们这一届毕业时算总账,纯体力劳动超过了一年。劳动占用的时间过多,读书的时间不足,毕业时没有时间写论文。这个安排需要改变。 赵 北京大学当时学生科研和批判资产**的学术思想情况怎样? 苏 到1959年时,反“右”斗争已经结束,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的“双反运动”。双反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王力先生曾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检讨,说自己是“资产**大白旗”。学校组织学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学术研究,占领学术阵地。 那一年的暑期,北大中文系1955级语言班不放假,要进行科研,编写《汉语成语小词典》。在那时的中国,竟然没有一本《汉语成语词典》。1955级语言班的同学敢想敢干奋战一个暑期编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经过魏建功、周祖谟两位教授的审定后正式出版,填补了空白,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中文系下一个科研项目是1955级和1957级两个语言班的学生联合编写《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每周用两个晚上,在文史楼三楼第二阅览室的西大厅工作。系里请高名凯、朱德熙等几位老师为指导,来到现场解决研究中的问题。工作的步是收集资料抄卡片。从毛选、鲁迅著作、“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里,把有虚词的句子抄到卡片上。那时没有电脑,更没有语料库,靠手工一张一张抄卡片积累资料。这是件极为枯燥乏味的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是个很好的锻炼。卡片要积累到相当的数量,要能够反映出现代汉语里虚词的各种用法。有了卡片后下一步是编写,编写完后按词类分组。我在副词组,组长是1955级的李世凯学长。初稿出来后,由少数人组成编委会,负责审稿、改稿直到定稿。这些工作主要由1955级的学长来做。1955级毕业后,由他们留校的同学继续再做。朱德熙先生和汉语教研室的助教给予支持。到“文革”期间,编写基本完成准备交付出版,可是例句出现了问题。“文革”时期五四以来的许多新文学作品被否定,这一类例句必须去掉,改为《艳阳天》《金光大道》、“样板戏”等,工作量极大。好不容易改换得差不多了,“文革”一结束这些例句又不行了。一直拖到1982年9月,这本《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6级语言班的科研项目是编写汉语发展史,用来批判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王力的《汉语史稿》是国内首创,有很大影响。为了做这个项目,1956级的同学去语言研究所访问陆志韦先生。陆说:“你们给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做些注释就不错了,自己搞不了。”同学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认为“这些资产**的专家看不起我们,我们就要争气,做好这个题目”。科学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本科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根本做不了这个项目。他们写出来的书稿由系里油印若干部拿出去征求意见,至今也未能出版。 1955级文学班编写中国文学史,点名批判系里几位文学史专家,后写成上下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的是红色封面,打的是批判资产**的旗帜,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但是问题很多,后来师生结合重新编写,改写成一套四本的《中国文学史》,但是也未能令人满意。后被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取代。 在高等学校以批判资产**为内容的“双反运动”,是“以**斗争为纲”的具体表现,带有浓厚的极“左”色彩。经过十年的“文革”,这条路线已经被彻底否定。把广大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是没有根据的,严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害处是很大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没有错,但是把科研和批判资产**挂钩却让科研走了样,给学生灌输了错误的科研观。批判资产**的结果就是在师生间人为地筑起一道墙,破坏了师生间应有的和谐关系。 赵 在北大的五年学习对您的成长起了什么作用? 苏 这五年的学习给我的思想和业务奠定了基础,让我终生难忘。在思想上走出了个人家庭的小圈子,与**社会融为一体,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我懂得一事当前要先从**人民考虑,个人服从**的需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报效**社会。从业务上说,把语言文字学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不放弃、从不动摇。 第三节 北京大学毕业 赵 下面说说您的工作情况。 苏 1962年暑期我本科毕业。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经济状况虽有好转,但是困难还不少。不少部门人员精简,毕业分配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一届的两个专门化,共有70多人。分配好的是北大中文系留下几位做助教,还有几位读硕士研究生。我的条件不够,表现不好,也不做留校的妄想,被分到北京市教育局。还要等待,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市属的部门,主要是中学。在等待分配的时间里无事可做,我又跑到教室去听课,听了朱德熙先生讲授的古文字学,陆宗达先生讲授的《说文解字》,但是都缺头少尾,只听了一部分。一直拖到1962年11月底,我才和另外几个同学由北京市教育局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做教师。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是北京市属的小的一所高校,为北京市中学培养师资。我们几个同学被分到师专时,大喜过望,因为可以做专业工作,不必改行。到师专报到后我和我的同学王锳、孙悦春一起负责古代汉语教学。这门课在该校是次开设。我们认真备课,不敢懈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开始讲课,效果还好。后来又带学生去中学进行教学实习,送走了这一届。可是到了第二届学生要上古代汉语课时,按照上级的安排,整个学校的师生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中文系师生到山西东南部的长子县干了八个月。“四清”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市委的决定,我们的学校停办解散,我面临着新的分配。我在北京师专教过的学生,如今都已七十多岁,有时还来家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