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厕神研究中的几个首要问题 厕神的定义和基点 中国厕神源远流长,有很多称谓。其神格、仪轨、信仰状态在演变中也有诸多变化。在民间信仰中还不断吸附、杂糅进别的信仰要素,从而导致他与别的神灵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所以厕神看起来单一,实际上复杂,牵扯到诸多神灵和文化现象;乍看之下不值一提,实际上关联着大问题。中国厕神源自远古大母神(theGreatMother)崇拜,并曾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既然如此复杂,要给厕神下定义就成为难题。如果此定义要囊括传世典籍、考古发现、民俗口传中纷繁复杂的厕神故事和信仰现象的话,就必须在尽量把握厕神“名实”相符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广义的“厕神”概念。即所谓厕神,是指与厕所或如厕相关的所有鬼神。 这里的“鬼神”一词也是广义的——广义神话理论对鬼、神不做严格区分,是为共识——包括神、鬼、精、怪、灵、仙、妖、魅等。这里的“与厕所或如厕相关的所有鬼神”,包括住在或者出现在厕所, 职司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有关“污秽”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鬼神。这些要素也会因时间、地点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厕神故事和信仰在发展演变中都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比如,在神格、职司上,虽然职司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有关“污秽”(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基本神格,是其为厕神(现代学术概念上)的基点和初出发点,但是其“扩大化”的神格又涉及田产、蚕桑、生育、疾病和死亡等,有时还是女性保护神,是月神信仰的延展。又如,在迎神地点上,厕所或猪圈虽然是早期的迎神地点,但后来也拓展到月下、堂屋或者郊外。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人们需求的变化,厕神的神格和功能也更加纷繁复杂。厕神的形貌、性别、神格、仪轨、信仰状态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也有很大差异,其范畴也无法确指。 但厕神之所以成其为自身,而不是其他神,乃是因为在其起源和神格的基点上,仍是与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污秽”(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事项相关,以及与这些神格的扩大化意义相关。 厕神发展的基本趋势 相比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厕神的数量的确****。中国典籍中大部分厕神是有“神”而无“话”的,即只记载了神名,却无甚神话传述。换句话说,由于种种原因,厕神的神名得以保留,而神话事迹却丢失掉了。与此相反,厕之空间形成之前的厕神、民间厕神、活态厕神,又往往是有“话”而无“神”的,即有祭祀仪轨、神话传述、民俗禁忌等,但神名、神体却是模糊乃至缺乏的。 目前学界就厕神的属性、原型、神格、形态等话题,多有争议。就属性来说,有如下说法:厕神①、厕神兼蚕神②、蚕神兼财神③、蚕桑神兼生育神①、生活保护神②、家内俗神③等。就原型来说,有如下说法:家神中的猪④、生殖神、汉代戚夫人⑤等。就形态而言,虽无人专论,但从论述逻辑来看,有再生态神话、新生态神话、衍生态神话、原生态神话等说法,且多将这些形态割裂。 姑且不去讨论上面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须注意的是,之所以众说纷纭,之所以厕神会辐射到如此多的层面,首先是因为他本身的复杂性。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厕神从其一产生就具有复杂性。在厕之空间形成前,厕神主要是粪神;厕之空间形成后,厕神主要表现为猪神。厕神与大母神结合,又变幻出各种神灵,如地母、生殖女神、蚕桑神等。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要再次重申厕神的基点。厕神之所以成其为自身,而不是其他神,乃是因为在其起源和神格的基点上,仍是与厕所、屎尿、粪肥、排泄、污秽、垃圾、牲畜(尤其猪)等“污秽” (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事项相关,以及与这些神格的扩大化意义相关。 无论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大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厕神逐渐“流落”民间,成为俗神。“俗神”一词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在“民间”,而在于是不是“俗化”。厕神的“俗化”主要体现在家庭化、个人化、生活化和琐细化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厕神属于“家神”。厕神的俗化同时也是其流布、渗透的过程。 总之,把握住以上特点,以“俗神”信仰为大背景、以家神信仰为小背景,并结合厕神本身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来进行探究,不仅对中国厕神信仰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俗神研究也将有所启迪和推进。同时,对于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以蚕桑、耕作、畜牧为主的经济增殖方式,也可起到管窥作用。 厕神研究的当代意义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在中国,尽管“纯正”的农民越来越少,但是“农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还将长期存在。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教育水准、活动范围等决定了他们是这种“俗化”宗教和信仰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者。既然如此,俗神研究应该表现出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甚至侧重。厕神是俗神的杰出代表,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性,那么,从厕神出发梳理、比较、分析、阐释,揭示中国厕神信仰的生成机制、发展演变,对打开俗神研究大门势必会起到“试金石”的作用。 中国厕神的原始性、复杂性、典型性和辐射性,决定了他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古老的建筑形式、礼乐文明、性别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它们又根植于“以农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以蚕桑、耕作、养豕为主的经济增殖方式。而这些又决定了我们的厕所文化观念,规定着中国在这一点上的现代化程式。西方人总是戏谑地称中国人是“重入口,轻出口”。我们有火热的“舌尖上的中国”,却避而不谈厕所问题。厕神也在这种“羞耻”认知中被长期埋没和鄙弃。本书以厕神为契机, “小题目、大文章”,以此管窥、揭橥中国俗神的信仰特征和中国文化的基元力量。 另外,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信仰多元的形势下,民众信仰更紧密地同社会生活相连。研究厕神信仰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也已经成为一个较为迫切的现实问题。① 的确,民众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践行者。处理好俗神信仰对稳定社会基层,传承中国民族文化和构建当下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反之,如果不重视甚至忽视民间信仰,势必将丧失民众根基,导致在现代化建设中不仅举步维艰,还将危机四伏。 厕所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且必不可少的场所,厕神是民间俗神中的典型代表,但厕所、厕神却通常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禁忌”话题。日本早在19世纪初就有专章讨论,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大量有关厕所和厕神的专著,如李家正文的《厕考》、饭岛吉晴的《灶神与厕神——异界与人世之境》《厕神的形象》《乌枢沙摩明王与厕神》、大藤时彦的《厕神考》以及新谷尚纪的《有关参拜雪隐厕神之说》等等。此外,美国朱莉·霍兰的《厕神:厕所的文明史》、爱德华·S. 莫斯的《东方的厕所》以及韩国郑然鹤的《厕所与民俗》、金光彦的《东亚的厕所》等都是这一论题为域外人士捷足先登的证据。正是因为能较早地正视厕所问题,才使美国、日本、韩国等**的卫生系统在现代化进程中飞速前进,走在世界前列。 爱德华·S.莫斯在《东方的厕所》中,对中国人的厕所文明颇有微词。他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厕所(为了卫生或羞耻而设的空间),因为中国人的厕所只是为了收集粪便用作肥料:“世界上许多民族连简单的厕所都不用,对他们来说,厕所本身与其说是卫生所需,还不如说是为了把粪便收集用作肥料而建的。很多人并不在乎他的大小便时像类人猿一样,但吃饭的时候却遵守礼节,还把画儿画在盘子上以为装饰。粪便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疾病却漠不关心,使传染病蔓延。人总以万物灵长自居,但其实与其他动物相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① 中国厕所之于中国文明的滞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汉代定型和推广的人厕和猪圈(猪厕)合一形制,在“改厕”政策落实之前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可见传统文化的惰性。 被归为“杂神类”或“淫祀类”的边缘神灵厕神的神圣性已经被历史和文化所覆盖,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又由于其存在的隐蔽性和研究的禁忌性,目前**了很多问题,也给当下学者的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不过,当前的“改厕”环境又为揭开厕神神秘面纱提供了有利条件。它至少让这样一个话题被允许讨论,也就是说,厕神步入了一个允许它被讨论的正常的历史时期。 当今世界,厕所问题作为关系着一个**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发达**的重视。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一个**的发达程度是与厕所的文明程度成正比的。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交流对话、多边合作发展,中国也应该将此提上议事日程。在此氛围下,对中国厕神也该“正本清源”,正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贡献。近年来,城乡“改厕”取得良好效果,“厕所革命”如日中天,但与此同时,与传统厕所相关的一系列神话、民俗也将迅速湮灭,进行抢救性地记录和研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