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星耀智囊团为何多是商鞅、张仪等外籍人士？汉武帝如何赚钱又烧钱？隋炀帝南巡开凿了大运河，西巡时又干了什么？李渊何以凭借3万兵马7年定天下？战术天才李存勖吃了哪些战略短板的亏？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之变的背锅侠？胡惟庸为何必须死？崇祯是如何远程“帮倒忙”的？袁世凯为何策划了清末“PS门”事件？ …… 历史就是一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戏剧，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不仅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浓缩了每个时代承袭、变革和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本书是《**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以时间为脉络，以“变化”为核心，精选制度、经济、军事、战略、朝堂5大主题、53个有戏又有料的话题，由点着面地纵向梳理了古代中国多个领域的承袭与变革，以动态的思维挖掘其背后的逻辑与本质，不仅还原了一个个鲜��多元的大时代，道出成败兴衰之理，更以诙谐的语言、独特的视角、严谨的考证，勾勒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文化思想、经济格局、风俗人情和法度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脉络。 细节决定成败，格局决定结局。翻开本书，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就能读懂中国几千年的风云流转，更能读懂中国何以传承至今，历久弥新。

户口册上的中国史 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 人口成为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 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儿治罪。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抢美女，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这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远见，后来“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 户籍制度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汉代：从公民到私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农历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 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他们按照**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作“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 50 岁， 家有 7 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 13000 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的户籍，这叫作“编户齐民”。**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 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 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性别、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关系以及财产状况（包括奴婢数目）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 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 经出现了，意为“**的人”，与隶属于**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 与义务。其中重要的义务是向**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 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算赋”（向 15 岁至 56 岁的成年人征收）、 “口赋”（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户赋”（按户征收）。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 还必须为**服 2 年兵役、每年“戍边”3 天，并在本县服 1 个月的无偿劳役。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 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所有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 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封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着的。同样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的“私民”，而不是**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的人身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这个中间**，**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对国民的奴役、国民对**的依附。 当汉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队申报户口的时候，他应该想不到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刻历史变迁，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报或虚报户籍信息，将受到官府的惩罚。两千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便有徐宗的户籍档案。感谢这批在两千年的风沙中保存下来的文物，让我们**仍有机会见识一下汉代户籍档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 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 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作“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 3 岁以下为“黄”，15 岁以下为“小”，20 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 岁以上为“丁”，60 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 3 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 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唐朝因承创自北魏的均田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18 岁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 100 亩，其中 80 亩为“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后，则由国 家收回；另外 20 亩为“永业田”。口分田与永业田原则上都不允许自由买卖，只有在户籍迁移或无力丧葬时，才准许出卖永业田。女性一般不授田，只有当户主时才得授田 50 亩，寡妻妾也可授田 30 亩。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贵胄与官僚 则可以拥有从 200 亩至 100 顷的田产。获得了**授田的百姓，需要为**纳税和服役。唐朝的赋役也属于人头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输绢二丈，叫作“调”；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作“庸”，合起来，就是“租庸调”制度。 均田制是一种比较均平的财产制度，大体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了土地兼并。但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老百姓要出个远门，需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公验”（类似于通行证），才可以出入关津。我们以为长安城可以来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门卒若放了没有“公验”的人入关，要被罚服 1 年苦役。 但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还有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 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 唐代良贱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变成垄断政治权力、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门阀世家，他们十分重视谱牒的修订，并只在豪门中通婚，以保持**的血统；而另一批失去土地与财产的平民，则成了依附于门阀的部曲、奴婢，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有点像先秦的**与私属的关系，不过魏晋以后的“封建”并不是**建制，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想穿越到唐朝，那请先祈祷：别降生在贱户之家。 宋代：迁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我们这里只介绍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变迁：经过五代的厮杀，门阀世族土崩瓦解， 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说，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 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 人口的扩张，市民**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 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作“五等丁产簿”， 每隔 3 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 按宋代的标准，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 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 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 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 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主户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 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 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明代：职业户制的建立与瓦解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也会倒退。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 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人的子孙世代从军。 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元人入主中原之后，为强化国民对**的人身依附，设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诸色户计”制度，境内居民被划为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儒户、医户、阴阳户、打捕鹰户等近百种户籍，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诸色户计”的本质是“全民服役”，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较之宋代出现的赋役向财产税转化的近代化趋势，“诸色户计”无疑是历史的逆转。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户籍登记完全照抄元朝的“诸色户计”。次年，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 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的户口簿。这一户籍制度还是沿袭元朝“诸色户计”，分为各色职业户。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井然、安静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明代中后期， 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籍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这里不展开细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遍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户籍制度变迁，将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如一些历史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一段“停滞”的历史，而是一直变动不居，曾经自发演进到近代的门口，又阴差阳错出现倒退。大历史的得失，也能从户籍制度这个小小窗口，略窥一二呢。 （作者：吴钩） 古代版的“石油战争”：盐战 现代社会，人们常把石油比作黑色的黄金，以显其珍贵。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战略物资，其地位堪比今天的“石油”，那就是盐。为了争夺盐的控制权，历朝历代大大小小打了无数次仗，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命，有的还因此亡国。 食盐官卖 人必须吃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且，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不同的是，盐只能买，一般老百姓自己产不了。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盐的地位都很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黄金了。古罗马、印度等国都曾实施过盐业专卖。古罗马帝国还曾用一部分盐来作为军饷， 称作“薪水钱”。今天英语中的“薪水”一词就来源于此，英语中薪水——salary， 也是从食盐的“salt”演化而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经常用盐来购买奴隶。如果奴隶主认为某个奴隶劳动不行，就说：“他不值那么多盐。” 中国古代，在春秋之前，虽然一直也把食盐作为**战略物资，但对民间自由买卖食盐并不限制。到了齐国管仲时，这一状况被改变。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他推行的一项计策叫“官山海”，即政府要将大海里的盐、山里的铁都收归国有。他向齐桓公进言：盐是人人必须吃的，大王您的国土又方便产盐，如果朝廷垄断了食盐的生产、销售、流通渠道，即便将食盐价格定得很高，也不怕卖不出去了；这样在一买一卖的差价中，**就能稳收盐利，大王您的国库充盈，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管仲的改革，就是实现**对盐业资源的垄断。齐国果然迅速崛起，齐桓公也因此成为一代霸主。不过，汉朝初年时，政府曾允许民间资本经营盐业，此举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大贾。司马相如的岳父就靠着盐井生意，积聚了大量财富，家仆丫鬟多达数百人。结果，到汉武帝时，因为对外用兵需要用钱，这些盐商集体哭穷，皇帝一生气，就把盐、铁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由政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私人经营。 王莽时期，富商大贾贿赂地方官府，公开或半公开地“盗煮”，食盐国营出现松动。到曹操重新施行“国营”时，食盐私营已经持续了 180 多年。三国魏晋时期， 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不煮盐无以富**”的教训，纷纷推行强制性的“国营”或“军营”政策。 唐初，国力兴盛，财政收入的渠道很多，有一段时间，不光对食盐买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还免除食盐征税。可惜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枯竭，只好重新打起了盐的主意。 与汉代那种政府负责产销一条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政策相比，唐朝中后期的食盐政策有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盐场生产食盐，政府低价购买后，再高价卖给商人，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的经销店销售。如果说之前的政策是政府统管，考虑到民生，盐的价格还不会太离谱，那么按照后面这种做法，商人自由售卖食盐，如果价格过高，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就会寻求购买私盐。 私盐如果做大，必然导致政府盐税减少。政府收入减少，就会继续提高食盐的批发价，同时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官与民的矛盾就这样逐步尖锐起来，直到不可调和。 官盐与私盐的 PK 食盐的利润有多高，管仲曾说过，一家 10 口人，就有 10 口人吃盐，使盐价每升增加半钱，万乘之国每月就可多钱上千万。盐业如此高的利润，引得无数人愿意火中取栗。 官府为了打击私盐，制定了严苛的刑罚。汉代规定，敢私自制盐者，割掉左脚趾。晋代，私煮盐的百姓判4 年，官吏判2 年。到了唐末，打击力度更大，唐德宗时， 敢贩私盐一石的，处以死刑，后又规定，不仅贩私盐的人要处死，街坊邻居没有检举揭发的，受连坐之罪。终，这种严刑酷法不仅没带来预期中的收入，反而把大唐江山给搭进去了。 公元 874 年，**的私盐贩子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不久， 另一名私盐贩子黄巢也加入起义的队伍中。黄巢家三代贩私盐，是个**私盐贩子。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一个人带着队伍把当时的唐僖宗赶出长安，黄巢自己还登基当了皇帝。对于一个私盐贩子来说，这算得上达到了人生的。 元朝的命运与唐相似，元后期，朝政腐败，财政吃紧，于是拼命提高盐价，食盐收入在朝廷总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盐价像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终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队伍中，要么起义头领自己是盐贩子，要么起义队伍中有很多盐工。所以有人说，元末农民起义，基本就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属于非典型盐贩。他自己是农民，还当过和尚，但并没染指过贩私盐，不过他起兵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公元 1354 年，他依靠私盐贩子给他提供的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他的上司郭子兴，然后才获得批准回老家招兵买马。结果就是这次回乡招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 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后来的明朝**战将，都是在这段时期招揽的。从此之后，朱元璋独立拥有了自己的人马，开始参与到争夺天下的棋局中。 另一名典型的盐贩子是张士诚。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是泰州白驹场的亭民， 也是世代以煮盐为生的人。白驹场是元末两淮 29 个盐场之一，也是张士诚干活的地方。这个盐场有个小领导叫丘义，丘义经常滥用职权欺负盐民，名声很臭。终于有**，张士诚和三个弟弟，加上其他盐民共计 18 个人，拿着刀棍，把丘义给杀了，连带着把平时欺负他们的盐商、官吏 10 多个人也给一锅端了，跑到临近的草堰场， 召集到盐丁数百人，公开举起了反元大旗。 还有个义军首领叫方国珍，浙江黄岩人，也是世代以贩私盐为生。与张士诚不同，他的起义带有很大偶然性，是在拒捕时杀了朝廷官员，不得已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不过，方国珍自己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不懂得经营天下，所以就满足于在浙东沿海活动，以水军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乘船逃跑，占岛为王。 方国珍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多数盐民的局限性。比如，黄巢也是这样，他攻克长安之后不思进取，未消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又缺乏经济政策，后被唐军击败。张士诚在起义后，也很快就开始建号称王，忙着给他的兄弟们分封官爵。反而是一开始实力弱的朱元璋，因为有明确的目标，后夺得天下。 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小富即安的性格也不算是坏事。方国珍后来得以保全性命，后代还做了明朝大官，而张士诚却在与朱元璋的争斗中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私盐贩子之间的争斗 盐贩子不仅跟朝廷斗，有时，他们之间也互斗。 比如，黄巢起义就受到了当时另一名盐贩子钱镠的顽强阻击。 钱镠是杭州临安人，也是个专业私盐贩子。史书载他“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这样的能力素质在盐贩子中间自然算得上出类拔萃，所以成为盐贩子的首领。 黄巢起义后不久，官府兵力不够用，就招用民间武装力量，这时也不管这支武装原来是干啥的，只要反对起义军就是朝廷的人。钱镠的队伍就这样被招安，成为临安石鉴镇董昌的部下。黄巢兵临临安城时，钱镠献计，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他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在黄巢必经的山谷中，狙杀了黄巢先锋军的头领，趁着义军群龙无首的空档，主动追击，斩杀数百人。之后，他放出风声， 说临安的兵屯到八百里了。黄巢是外地人，不知道八百里是当地的一个地名，感慨道，一队人马我们况且打不过，何况屯兵八百里，于是就撤退了。 钱镠借此一战成名，之后晋升为吴王，安稳度过晚年。**着陆的钱镠，成为众多盐贩子的人生偶像。元末的方国珍与他命运相似。 方国珍虽然是早起义的，但立场并不坚定，中间多次投降于元朝，并被利用来攻打另一个盐贩子张士诚的义军。这明显是朝廷借刀杀人的计策。不知为何，方国珍反而在作战中十分卖力。公元 1357 年，方国珍以江浙行省参政之衔领兵攻打张 士诚部镇守的昆山。方在作战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斩杀张士诚麾下二将，以 5 万水兵力克张士诚的 7 万陆军，兵锋直指平江府城。没过多久，张士诚也投降于元朝，方国珍这才撤兵回浙。后来才知道，方国珍并不是没看透朝廷的诡计，而是听说昆山城内有好多金银财宝，为了这些东西，他才拼命的。 此战之后，方国珍升任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堂而皇之地当起了朝廷的一方大员，后见形势不对，再次举起反元大旗。期间，有人劝他组织武力，一统天下。他立马表示“吾始志不及此”，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这么想过。朱元璋得势后进攻他的老巢浙东，他一触即溃，献地投降。尽管朱元璋很看不起方国珍，说方国珍这个私盐贩子，懒惰又惜命，总是首鼠两端。话虽这么说，方投降后还是被封为广西行省左丞相，得了善终，他的后人也都做了明朝的官，可谓是钱镠的复制版。 另一名私盐贩子张士诚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张士诚起义后，先后攻克平江、湖州、松江、杭州等地，之后在平江府自称吴王。朱元璋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够强， 特意派使者给张士诚送信，一来套套近乎，二来希望加强联合，合力抗元。兵多将广的张士诚根本看不起朱元璋，傲慢地拒绝了对方，并扣押了朱元璋的使者。 朱、张从此结怨，并很快爆发战争。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朱元璋围城，绝食而亡。张士诚被朱元璋挤压在苏南的狭小地带，动弹不得。在他困难的时候，方国珍又来攻打，所以也难怪张士诚打不过方国珍的水军。为了报复朱元璋，张士诚向元朝投降，被封为太尉。 虽然当了官，但张士诚仍旧保留有很大的自主性，拥有自己的军队。公元 1363 年，他攻占杭州，复称吴王，再次反元。朱元璋后来在攻打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劝降书。张士诚倒是挺有骨气，至死不降，数次突围未成，后被俘，自缢身亡。 元末算是私盐贩子活动的。明清两代，依旧实行的是官府专卖制度，虽然仍存在私盐贩子，但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严密，他们更乐意成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人，不再把权势放在心上。而对于官府来说，也乐于让这些商人成为朝廷的代理人。乾隆时的两淮盐商，固定资本达 9000 万两白银，是朝廷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有钱的盐商大多追求生活享受。当时有一名叫黄均太的盐商，吃一碗蛋炒饭，成本是白银 50 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下蛋的母鸡每天吃各种名贵的药材，配饭的鱼汤使用了 32 种珍贵的鲜鱼。 私盐贩子为何这么强？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中，盐民一直过得比较苦。 比如在宋代，每到收盐的时候，分管食盐专卖的领导必去盐场严密监控，盐民想离开盐场出去办事，得先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以免他们把盐夹带出去。这些盐民专业从事食盐制造，不交农业税，只交成品盐，政府每年发给口粮和少量生活费。 元代在盐场劳动的农民被称为盐户。盐户为世袭，不得改业，每年除了要向**缴纳足额的食盐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差役，待遇比宋朝时还要差。元朝朝廷自己也认为，“煎盐、炼铁、运粮船户，较之其他，尤为劳苦”，所以古代的盐民，与种地的农民相比，某种意义上，已经与近代的产业工人相似了。 另一方面，贩卖私盐，毕竟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不少私盐贩子有了钱，就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贩盐集团。唐末的江淮产盐区，就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全副武装，驾着大船在江河中畅行无阻，每到一处，就用抢来的财物换取食盐和茶叶，如果敢拒绝，就点火烧了房屋；碰到有朝廷设卡征税的关口，他们就直接武力闯关。由于实力太强，当地官府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黄巢那样的大盐枭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古代但凡能成为私盐贩子的，大多是些头脑活跃、胆大心细之人，他们既有钱又有武装，为了运盐要和地方豪强、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的还和官吏勾结，因此当天下有变，一些有野心且嗅觉比较灵敏的盐枭就会乘势而起。这些人平时或在一起做工，或一起从事贩卖私盐的活动，组织性、纪律性都较一般种地的农民要更强，他们组织起来，更加团结，战斗力也更强。比如，元末绍兴山阴县的私盐贩子，为栽赃嫁祸给巡查的官兵，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可见当时斗争之惨烈，也可见盐贩子有多狠。 往往也因为眼光和见识的限制，这帮人只能割据一方，后被真正具有更长远眼光的英雄吞并。无论是黄巢还是张士诚、方国珍，都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反而是非典型私盐贩子朱元璋，终夺得天下。 从官盐与私盐斗争的历史看，食盐专营确实能够给政府带来稳定、可观的税收收入，但由于盐政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其带来的破坏力也是显而易见的。2016 年，我国废止了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 （作者：番茄汁） 参考资料： [1]吴晗 . 朱元璋传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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