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少年.**脊梁 毛日成口述 严敏斐整理 (一)昔日一少年 我出生于1981 年,祖籍江苏扬州。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4 个,两男两女,我哥哥和我读书读得比较多,我哥哥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教授博导,我们都读到博士毕业,他是在大学里面教化学,我们差3 岁,他因为比我大,所以会不断和我说到了什么阶段要注意什么,他一路读书一路指导我。我年纪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觉得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当时读书也认真,所以后来一路读下去。我是2005 年来上海读研究生,后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读研,硕士博士,基地规培,后来留了下来。我在2008—2010 年作为**公派留学生去美国联合培养2 年, 2015—2016 年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微生物与免疫学系博士后。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的时候,接触各种各样感染的病人。平时我们在病房也接触过病毒性肺炎,白肺的。这次去武汉之前一个星期,正好收了一个华东师大教授博导,两肺白了,收进来一查是流感,其实流感和新冠表现很像,都是病毒,流感有**药——达菲,治**果很好,一个星期肺里面情况就好转了,后来我去公卫的时候他就好了,回家了。后来随访这个人也是蛮好的。我们科病毒性肺炎收得也蛮多的,主要是收发热待查。所谓“发热待查”,就是发烧了搞不清原因的,比如细菌、病毒、真菌、血液系统、**表现,到我们这里就会给他搞清楚,再针对性**。科室以这个为特色,所以全国各地找不到发热原因的,都会到我们这边来。说到这个,我们科室的领导就是张文宏,这次公共卫生**,我也是批和他一起去的。 (二)今朝始执弓 其实作为感染科医生,你可以看到,这次整个感染科医生感染没有的,因为感染科医生平时接触病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戴口罩的,基本的戴口罩、洗手这个平时工作中固有的习惯,其实就是这次预防新冠病毒重要的习惯,美国的话特别强调洗手,所以擦手纸、洗手液是紧缺的,到后来就意识到戴口罩的重要性。其实这些是我们平时生活一直有所注意的,眼睛只有在发生喷溅时才会感染,是小概率事件。有的医生本身也戴眼镜,所以基本上,防护是没有问题的,感染科医生没有暴露。暴露厉害的是口腔科,嘴巴张开气溶胶就喷出来了,还有五官科,这次相对说暴露比较多,因为直接接触分泌物的,比较厉害。到后面时间新闻出来了,张文宏教授就说“这有什么搞不清的,我们二代测序测一测就知道了。”所谓二代测序就是我们测出它的序列和已有病毒做比对,已有病毒有,就知道哪种,其实当时已有病毒没有的,我们后测出来它和SARS 病毒是一个种类的,但是有些差别,所以这次是新冠病毒。 上海当年SARS 时,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整体搬迁到金山,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其实从那时起,上海就制定出政策,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全放公共卫生**,包括前面几次禽流感,也是放到公共卫生**。这次也是这个传统。早的时候是12 月份,武汉他们是病毒性肺炎,序列没搞清楚,当时把这病人的血送到上海,在公共卫生临床**,张永振教授课题组测序测出来了,上传到PubMed ,这个其实是早的,当时全世界轰动了,这是全世界个公布的这次新冠病毒的序列。12 月份公后,元旦期间,公共卫生临床**业科科长沈银忠教授有写一篇《关于病毒性肺炎的整治》,是他专门写的一个述评,当时我们都不以为然,认为这个病毒性肺炎离我们这么遥远,当时大概是1 月3 日。1 月20 日上海就有了确诊的新冠肺炎,例就是武汉来的,例收进来后,上海就启动应急程序,上海市所有医院要派出专家组到公共卫生**去支援。这次新冠肺炎,卫计委任命张文宏教授做组长。上海指定的定点医院就是公共卫生**,只有公共卫生**有P3 实验室。P3 是传染病等级,P 级别越高就是越厉害,那么我们国内别的P4 实验室就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其他地方等级的就是P3 实验室,一个地方多有一个P3 实验室,全国也没几个,上海P3 实验室就放在公共卫生**,而他们的病房是按照烈性传染病造的,如埃博拉之类的全部放在那边,所以这个病房一定要放在公共卫生**,而且是远离市区的。公共卫生**那里也**大,也不用担心会对周围的居民造成影响,因为**荒,没有居民。现在它的建筑面积也就占了那块区域的1/10 的样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还有很大的院子,根本不用担心病人跑了或者其他,在里面跑来跑去跑几千米出去,还是公共卫生**,跑不出去还会迷路,太大了。这次新冠病毒和以往病毒状况不一样,这次病毒累积到全身各个系统,根据已有研究报道发现,从上面头脑到内分泌系统,到各个脏器、肝脏、肺脏,都有累积,不仅仅是一个肺的问题。这次这个模式就发挥优势了,起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市所有ICU 的主任都调过去,累积到心脏了,把上海各个医院厉害点的心脏科专家全调过去,集上海市整体力量来整治,而不是以往模式,就公共卫生**一家。就是在公共卫生**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医院抽调专家去,张文宏医生作为专家组组长,批我们医院去,还有我和呼吸科医生(张有志)、ICU 医生(李先涛)3 个专业,我们3 个去。 刚开始去的时候,病人也不多,就几例。大概过了两三天工作量大起来了,那时任何医院觉得有可疑的,马上和疾控**(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缩写为“CDC”)联系,CDC 只要测出来核酸是阳性的,马上启动流程,让专家组来会诊,所有的医院都检测,因为搞不清病人发热会去哪里,他只要去了这个地方原则上就不好动了,这个地方原则上全部要隔离的,所以政府说你到哪里去,就地隔离,全部要隔离。所以每个医院晚上10 点往这边送。收病人的话,比如今天5 个病人,后一个病人来了就凌晨1 点了。问病史很有意思,拿了一个视频,里面的医生和他接触,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拿着手机,把视频开着,我们外面的医生就问:“你是什么人,有没有去过武汉,有没有去过海鲜市场,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去过哪些地方跟那些人接触。”就这样视频问诊,之后制定套餐。所有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就一个标准流程:抽血,什么时候化验,什么时候做CT ,这个人的**方案,轻的病人**方案,重的病人**方案,其实我们早期就订了一个方案上去。当时其实抗病毒药也搞不清楚哪个有效,在公共卫生**有克力芝、阿比多尔等2 种抗病毒药,这两个**都是**艾滋病的**,一开始也搞不清,就一起上。后来公卫**说还有新的中药,也有效果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想所有的病人都来一来,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很多病人抗病毒**用得多了以后,产生的反应很大,就开始吐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分两组,一组用克力芝;另一组用阿比多尔,这个后来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说这样做下来好像克力芝没有效果,国内早研究就是我们上海这边做出来,克力芝没有效果,后来就换其他药了。后来,我们发现羟氯喹有效果,不管它有没有抗病毒效果,但是我们用下来,病人就不大会发展成重症。在上海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案,发现有些方案是有效果的,现在不管国外研究做出来它们究竟有没有抗病毒效果,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看到有些药对病人有好处,在上海总的死亡病人是少数,我们早期经过临床实践有效的**都用上去了,没有发展成重症,就不要后期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救治了。我们公共卫生**去了两周,工作一周隔离一周。后面几批感觉工作时间会很长,就变成工作两周隔离两周或者工作两周隔离一周。原则上是隔离两周,我们当时刚撤的时候一下子面对患者大量增多,大量专家过去,是住在公共卫生**专家楼,如果前一批人隔离两周,房间有点紧缺,后来就给他们早点测核酸,多测几次核算,两次核算阴性,一周时间到了,这些人都挺好的,就放掉了。这样就腾出空间给后面来的,到后来专家越来越多,公共卫生**专家楼住不下了,就住到金山区宾馆里,每天班车接送,所以后面隔离14 天。这个时间也巧,我工作一周隔离一周,又过了两三天就去武汉了,如果我隔离两周,那武汉我也赶不上了,因为我去武汉是上海市第六批,华山医院第四批,之后华山医院也就没有再派了。 1 月21 日三位专家进驻上海公共卫生**左起第三位毛日成、第四位张有志、第五位李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