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教授,当时的世界头号数学家,把康托尔的超穷数 誉为“数学天才的杰出的产物”和“在纯智力领域人类能动性 的美成就之一”。 引用切斯特顿的一段话:“诗人不会发疯,但国际象棋选手会;数学家、出纳员会发疯,但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很少会。我不是在攻击逻辑——我只是说这种危险不是在想象中,而确实存在于逻辑中。”还有从的康托尔通俗传记中摘录的一段胡吹的话:“19世纪后半期,一位非凡的数学家在 一家精神病医院里冥思苦想……他离他所寻求的答案越近,答案就好像跑得越远。后它使他发疯了,就像他之前的数学家一样。” 伟大的数学家患有精神病的这些案例让现代流��作家和电影制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这与作家和导演自己的偏见和接受能力有极大的关系,反过来又塑造出带有我们时代原型色彩的人物样板。不用说这些样板是随时代而变的。患精神病的数学家现在在某些方面似乎就是其他时代的游侠骑士、苦行的圣徒、受折磨的艺术家和发疯的科学家:某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付出个人的代价去奥林匹斯山给人类带来火种。至少在大多数的例子中,这都有些吹嘘过头。但康托尔比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更胜任这个样板。不管他的精神问题和症状是什么,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更胜任的原因。 仅仅知道康托尔的成就和能够欣赏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欣赏它们时可以把超穷数学看成某种树一样的东西。这棵树根植于古希腊连续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悖论中,它的分枝缠绕在数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危机中——布劳威尔、希尔伯特、罗素、弗雷格、策梅洛、哥德尔和科恩等。这棵树现在 远比这些名字重要,是读者要记在心里的一种全局性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