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从中国历**的身体事件和**的爱情故事两个方面着手。承袭法国福柯的身体社会学视角，选取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讲述权力与身体的博奕和斗争。“身体即权力”是福柯提出的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权力在这里不是**意志的强权干涉，而是一种弥散性的影响力，促使身体做出相应的改变。作者许晖正是由此不拘一格的新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还原其背后的真实与真相，探寻历史的奥秘和人性的复杂，洞察人类矛盾的文化思想和悖谬的行为姿态。许由、伯夷、叔齐、伍子胥、林冲、西施、貂蝉、鱼玄机等都被纳入了研究视野。

怨恨 赵明诚和李清照 公元1134年秋八月初一的黄昏，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寓所里，51岁的李清照刚刚写完《金石录后序》的后一句话。借此她总结性地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尤其是百感交集地回顾了丈夫赵明诚和自己的爱情生活。 因一部《金石录》，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婚姻被人羡慕地称为“金石良缘”。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为这种“金石良缘”添加了不容置疑的温馨场景。 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这时赵明诚21岁，还是太学的学生。因家贫，“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一个汴京城里的穷太学生，靠“质衣”典得五百钱，在相国寺买得碑文和果实，回到家后和新婚妻子“相对展玩咀嚼”，多么动人的画面啊。展玩的不仅仅是碑文，咀嚼的也不仅仅是果���，而是小夫妻之间的志同道合和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绸缪缱绻。 另一场景则成为**的千古佳话。“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烹茶、较书、胜负、举杯、大笑，这一切惹人艳羡的雅致生活，都发生在“归来堂”里。显然，堂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命名。对淡泊先贤的追慕，对乐天知命情怀的自居，在婚姻生涯的前十几年里，在青州乡间的“归来堂”里，发散出夺目的光辉，以至于这种光辉遮蔽了人性的全貌，遮蔽了《归去来兮辞》中刺目的两句警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不知道51岁时的李清照，重温这两句也许被她和赵明诚的琴瑟和弦所忽略的名句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她还是那个“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天真少女吗？ 当收藏渐备，“归来堂”开始以书库的面目经营，书册都放在大橱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在这一段记述中，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敏锐地觉察出了其中人称的悄然变化：“现在，她明白无疑地用上了人称，把她自己的感受同她丈夫的感受区别开来：‘余不耐。’（‘我受不了’）”（斯蒂芬·欧文《追忆》）“请钥”，毫无疑问是李清照向书库的主管赵明诚请钥匙；“惩责”，毫无疑问是“性素急”的赵明诚对李清照损污书册的惩责。此刻，李清照仍然依照中国古代妇女的良好妇德，只是隐约地抱怨说：“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于是，李清照“余性不耐”，我受不了了，开始节衣缩食，独自购买收藏书史百家，“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这一切乐趣都不再是和赵明诚共享的了。赵明诚的收藏品储藏在专门营造的书库和书橱里，锁上锁，清洁而郑重，甚至在把书册拿出来的时候也诚惶诚恐，就像对待无价珍宝一样；而李清照的书史百家，不过任意地罗列在几案上和枕席间，随用随取，就像对待平常的物件一样。两个人的收藏态度和生活态度无情地显露出了巨大的鸿沟，那种“相对展玩咀嚼”的轻松心态再也寻觅不回来了。 像是一个呼应，紧接着，灾难来了。金兵犯京师，逃难的生涯即将开始，两人四顾茫然，已经隐约地预感到了这些收藏品的未来命运，“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年间（1127年），二人奔丧南下，载书十五车，其余的都留在青州乡间，金兵攻陷青州后，一把火全烧成了灰烬。这是藏品的次流散。 两年后，1129年春三月，赵明诚和李清照坐船上芜湖，入姑苏，打算在赣水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了池阳，宋高宗赵构下旨命赵明诚去湖州赴任。按规矩应该去朝廷谢恩，赵明诚于是一个人去江宁。临别时的那一幕，李清照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记得清清楚楚：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赵明诚一身葛衣，翻起额头上的头巾，精神如虎，目光炯炯，和李清照作别。李清照“意甚恶”，显然，李清照心中十分不安，这么多的藏品被托付给了她一个弱女子，而且，就像斯蒂芬·欧文指出的那样：“李清照明白了，在他的藏品中也有她的价值和她的相对于其他藏品的价值。”（斯蒂芬·欧文《追忆》）“她的价值和她的相对于其他藏品的价值”被即将离别的赵明诚规定得层次分明：先扔掉辎重，然后是衣被，然后是书册卷轴，然后是古器，贵重的宗器（宗庙祭器）要李清照和它们共存亡。在也许是生离死别的后关头，在李清照忐忑不安地向丈夫询问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赵明诚居然把妻子的命运置于宗器的命运之下，吩咐她一定要与宗器共存亡，宗器不在，李清照也不能独存。这是多么残酷的安排啊！千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无法揣想李清照听到这一安排时的心情了，她也没有在这篇长长的后序中表露那一时那一刻的所想。 紧接着，赵明诚途中中暑生病，七月末李清照得到丈夫病危的通知，“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赵明诚已病入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葬毕，余无所之。”李清照的怨恨终于爆发了：在妻子一夜三百里赶来的辛苦中，在赵明诚的弥留时刻，赵明诚居然有闲心作绝命诗，却不对家产和藏品作任何安排。这是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暗示，即江边分别时的安排就是终的安排，就是赵明诚关于家产和藏品的遗嘱，无论如何，“分香卖屦”之类的举动都不可行。李清照在，藏品在；李清照亡，藏品亡。对赵明诚来说，藏品和他撰写的《金石录》是使他流传后世、永垂不朽的希望，至于妻子的命运则无足道，只能牢牢地被绑缚在足以使他不朽的物件之上。“葬毕，余无所之”，埋葬完赵明诚，李清照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这是非常沉痛的一句话，李清照被绑在了一副沉重的轭上，此生只能颠沛流离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从未受过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也病倒了，“仅存喘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重担已经担上了肩头，那就只能硬挺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此时尚有二万卷书，二千卷金石刻，器皿、茵褥及其他物件不可胜数。遂遣人把这些东西送往洪州（今南昌）赵明诚的妹婿处。冬十二月，金兵攻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这是藏品的第二次流散。 此后，李清照一直处于奔波之中：台州、剡县、睦州、黄岩、温州、越州、衢州、杭州。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可怕的谣言。赵明诚病重的时候，他的朋友张飞卿来看他，随身带着一把玉壶，其实是似玉的美石做成的，走时又带走了，这时便有人造谣说赵明诚通过张飞卿向金国献金，还传说有人向朝廷检举。通敌之嫌让李清照惊恐万分，也不管赵明诚的遗嘱了，马上将所有的宗器等物尽数拿出来，欲通过外庭献给朝廷。于是，李清照又开始了追踪朝廷的奔波：越州，四明。再也不敢把宗器留在身边，李清照写了封书信一并寄放在剡县。后来听说官军收叛卒时取去，尽数归了李将军。这是藏品的第三次流散。 第四次，也是后一次流散，是在会稽，住在钟氏家里，这时李清照身边只剩下五六箱书画砚墨了，再也不舍得放在别处，随身带着。忽然有**晚上，有人掘开墙壁偷走了五箱。李清照悲痛不已，出重金悬赏。两天后，邻人拿出十八轴书画求赏，这才知道偷盗者就在身边。至此，还剩下一两种残余，李清照感叹道：“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没有任何价值的书帖，我还像爱护头目一样爱惜它们，真是太愚蠢了！ 五年之后，李清照在临安安定下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此书即《金石录》。一个“忽”字，把李清照颠沛流离的生活表述得****，她已经没有余裕顾及到丈夫的著述了。忽然看到了《金石录》，李清照回忆起丈夫撰写《金石录》时优雅勤奋的情景： 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赵明诚对藏品的热爱，十数年如一日。把十卷束成一帙；每天晚上校勘二卷，题跋一卷；二千卷中有题跋者五百零二卷。如此详细地罗列赵明诚《金石录》的成书过程之后，李清照却进行了无情的质疑：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斯蒂芬·欧文在《追忆》这部名著中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种无情的质疑： 她含蓄地把丈夫对收藏品的热情比之于梁元帝和隋炀帝的藏书癖，两者都是人们在言及荒淫政府及其可悲下场时经常举到的例证，两者都代表价值的一种招致毁灭的扭曲形态。 李清照含蓄地讽刺了丈夫的藏书癖，甚至尖锐地控诉也许正是因为丈夫这种“斤斤爱惜”的藏书癖，而终导致了所有藏品的流散。这是一种富有阅历的控诉，也是一种失控的控诉。她对丈夫把器物价值置于她的价值之上的怨恨，终于全部地、显豁地流露出来了。难道还有比“正因为你爱惜，它才不肯留在人间”更激烈的指控吗？ 讽刺的是，正是借助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赵明诚的《金石录》才得以流传下来。在这篇真正“不朽”的“后序”的结尾，李清照发出了对一切把器物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者的严厉警诫：“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 刺客，以身事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报知己，甘心自残身体，以求一逞。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对刺客群体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管事情后成功没有，然而他们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这种名誉并非虚妄，它贯穿在一个个刺客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中。 残身的身体政治学，在先秦精神尚未消亡的时代，发散出夺目的光芒。先秦那种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核心，也许并不追究事情的是非，知己者也许并非总是代表正义，但是那种行为中的耀眼美感，千载以下，在人性逐渐糜烂、血性近乎失传的中国史上，犹令人凛凛窒息。 要离的故事记载在后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 要离是一个“细人”，即身材矮小、体质羸弱的人。但是伍子胥却称许他“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齐国壮士椒丘欣在淮津饮马，马被水神取走了，椒丘欣大怒，袒裸持剑入水，大战水神。连续几天才出来，盲了一只眼睛。虽然没有战胜水神、取回马，但是椒丘欣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毕竟敢和水神作战的人少之又少。到了吴国，在友人的丧席上旁若无人，要离讽刺他说： 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 我听说勇士作战，和太阳战，表针都没有移动就胜了；和神鬼战，脚跟没有旋转一步就胜了；和人战，还没有说一句话就胜了。即使活着去死了回也不能受辱。现在您和水神作战，马和驭夫都丢了，又少了一只眼睛，身残却还炫耀自己的勇敢，这是勇士所引以为耻的。不敢和敌人拼命，贪生怕死，居然还有脸来骄傲！ 要离的讽刺可谓刻毒，噎得椒丘欣无话可辩，决意晚上去报复要离。要离回家嘱咐妻子夜里不要关门。夜里，椒丘欣果然去杀要离，顺利地登堂入室，发现要离居然门不关，不守御，大胆躺着睡觉。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着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死之过。，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我，当死；第二，门不关，当死；第三，睡觉不守御，当死。”要离回答：“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不肖之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你，你却不敢当场报复，不肖；第二，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不敢光明正大，不肖；第三，你一手持剑，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不敢和我公平决斗，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数落我的罪过，不肖。你有此三不肖，不觉得自己卑鄙吗？” 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眦占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椒丘欣扔下剑，叹息道：“我这个勇士，人们都不敢小看我，要离之勇还在我之上，这才是真正的壮士啊！” 吴王阖闾二年（前513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亡到相邻的卫国。吴王阖闾担心庆忌联合诸侯来讨伐自己，伍子胥就把要离**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着眼前这个“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顿时毫无信心，这样的一个要离，怎能杀掉万人莫当的庆忌呢？要离看出了吴王阖闾的心思，于是献计道：“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说：“安于享受妻子和孩子的天伦之乐，不尽侍奉国君之义，是不忠；怀着家室之爱，却不替国君除去他的心腹之患，是不义。臣诈称犯罪出逃，请王杀了我的妻子，砍断我的右手，庆忌肯定会信任我。” 仅仅为了吴王对自己的轻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要离就摆出这一篇大道理，不惜断手戮妻子，以博取忠义的美名。这是典型的媚术，残身是为了取媚于君王。 果然，要离逃亡到卫国，如其所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紧接着，故事进入了高潮： 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 要离跟随庆忌伐吴，渡江至中流，因为力微坐在上风处的要离，顺着风势用单臂刺庆忌。庆忌中创，霎时间万念俱灰，揪着要离的头三次埋进水中，可见心中的愤懑。然后把要离放在膝盖上，说：“哈哈哈！要离真乃天下的勇士，如此细小之人，竟然敢行刺于我！”随即嘱咐左右：“要离是勇士，我也是勇士，不能一日而杀掉两个勇士。让他回吴国吧，成全他对吴王的忠诚。”庆忌遂死。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可想象、已经不可思议的时代，连被暗杀者都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庆忌因为欣赏要离的胆识和忠诚，居然置自己之死于不顾，令人不可伤害要离。 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手面前，要离取媚于吴王阖闾的初衷崩溃了，巨大的羞耻之心，逼迫他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讫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痛心地说：“我杀了妻子和孩子，以侍奉国君，是不仁；为新国君杀了过去国君的儿子，是不义。人应该重死轻生，而不应该以不义为贵。我如果贪生怕死，就是不义。有此三大恶行却还活在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说罢要离投江，被庆忌的随从救了上来，劝他别自杀，回到吴国等待吴王阖闾赏赐的爵禄。要离遂自断手足，伏剑自刎。 要离肯定抱着和庆忌同归于尽的决心，庆忌临死前洋溢着宽恕和绝望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要离，唤起了要离的羞耻之心。要离以必逞的一死，荡涤了他残身取媚的浮薄行径。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是晋国人，先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不被看重，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投奔智伯，得到智伯的重用。后来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用智伯的头作饮酒的器皿，以示对智伯的仇恨之深。豫让逃到山里，立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誓言，决心为智伯报仇。 次报仇，是更换姓名，冒充清理厕所的犯人。赵襄子如厕，心中有所感应，抓住了身怀匕首的豫让。 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 赵襄子说：“豫让是义人，我应该避开他。智伯没有后代替他报仇，而豫让挺身而出替他报仇，是贤人。”于是释放了豫让。 次报仇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面对赵襄子的宽大，豫让并没有退缩。紧接着，“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第二次报仇，已经见过赵襄子的豫让，开始自残身体：用漆涂身，装作患有恶疮；吞炭装作哑巴。然后在街上行乞。变换后的模样连豫让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 豫让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赵襄子的马受惊，又一次抓住了豫让。赵襄子斥责豫让说：“以前你追随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们，你却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追随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独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我追随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像对待众人一样待我，我也就像众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像对待国士一样待我，因此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至此，赵襄子终于明白了豫让残身苦形，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之盛。于是：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 赵襄子被深深地感动了，流着泪说：“豫让啊豫让！你为智伯报仇，至此已经成名了，而我曾经饶恕过你，也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再一次饶恕你了！”兵士遂包围了豫让。 豫让自知无幸。这时，豫让提出了他底线的要求：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于名誉的权利。上一次您宽恕了我，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贤明的。**之事，我愿意伏诛，但是希望让我击刺您的衣服，以成全我的报仇之意，那么我虽死不恨。不敢盼望您能够答应，只是袒露我的心迹而已。” 像庆忌一样，赵襄子也展示了他惊人的水平，答应了豫让的要求。于是，一幕动人的场景出现了：豫让拔剑三跃，击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说：“九泉之下，我可以报答智伯了！”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行为，显示出惊心动魄的仪式之美：虽然强弱之势分明，但人的尊严不容抹杀。今天的人会觉得可笑，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所幸豫让的敌手是显然认同这一价值观的赵襄子，于是这一仪式得以上演，成全了豫让的同时，也使豫让拔剑三跃的身姿，凝固为中国动人的身姿之一。 豫让的残身报仇，因为是在智伯死后，所以这种报答已经消退了取媚的因素。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不知道四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新的刺客的出现是短暂还是漫长。 聂政，轵县深井里人，因为杀人，和母亲、姐姐躲避到齐国，以杀猪为生。 濮阳人严仲子在韩国做官，和韩相侠累不和，严仲子逃亡，四处寻找能杀侠累的刺客。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勇士，就在聂政母亲生日那**，“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被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的理由拒绝了。过了很久，母亲死了，聂政想起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遂下决心“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西至濮阳，见到了严仲子。 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众多，住处又有很多兵卫，我曾经找人刺杀他，都没有成功。请您率领车骑壮士以为辅翼。”刺客的谋略次在聂政身上显现了：聂政没有答应严仲子的建议，理由是人多就有泄露消息的可能，消息一泄露，就等于韩国举国而与严仲子为仇。为了守秘，为了不牵连严仲子，聂政谢绝了车骑壮士，一个人独自前往韩国。这个守秘的约定，埋下了事情发展的伏笔。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惊心动魄的瞬间出现了：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侦察、等待时机的准备工作，聂政一人一剑，径直杀入侠累的府上，刺死了侠累，接着割下自己的面皮，剜出自己的眼睛，切腹自杀。 显然，聂政对事情的结局早有预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包括自残身体。这一残身有着极为深远的意味。 韩国把聂政暴尸于市，悬赏购问聂政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一听说这件哄传已久的事，就意识到是弟弟所为，马上赶往韩国，果然，这是弟弟的尸体。聂荣伏尸痛哭。面对众人惊诧的询问，聂荣的回答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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