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也是虹口区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近读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为它结构巧妙、语言朴素、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所折服，感到它是一本了解和研究茅盾的生平及其作品的值得信赖的参考书。
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交织成文，起自《风暴前夕》终于《*后的日子》，共分21个专题，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着重写了爸爸一生中*后的十五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爸爸谢世，“而”文革“前的十七年，只能选择我们所知道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述。”

风暴前夕
一九六五年元旦，我们照例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去过年。爸爸不在家，他去文化部参加团拜了。妈妈把韦韬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韦韬不禁一愣。其实这事本在意料之中。还在一九六四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已十五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看来“罪责难逃”。可是骤然听到这个消息，仍然觉得震惊。
爸爸本来就不想当文化部长。在建国前夕，周总理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妈妈更有她的如意算盘：她想在西湖边买一栋房子，定居杭州，让爸爸从从容容地写作。她说，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一直在国民党的通缉和盯梢之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可以安安定定地住下来，让爸爸把没有写完的几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爸爸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爸爸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主席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后来知道，这位助手就是周扬，文化部**任副部长。这样，爸爸就当上了文化部长，一干就干了十五年，其间，副部长换了好几任，就他这部长始终未动。爸爸曾两次向周总理提出辞呈，都未获准。现在毛主席的两个批示传达下来，文联所属各协会都在整风，文化部的几位副部长又连遭批判，我们就预料，爸爸离开文化部长职位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
过了几天，报纸上公布了免去爸爸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消息。**，韦韬得空向爸爸问起此事的经过。爸爸说：“早在一个月前我就知道了。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总理把我留下，谈了这件事。总理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我当然没有意见。总理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我问总理：‘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总理说：‘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呢？’”爸爸对韦韬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总理是煞费苦心的。”韦韬问：“不过这次文化部长的变动，恐怕与毛主席的两个批示有关吧？”爸爸点头道：“那当然。”却没有再讲下去。
一周后，周扬也来长谈了一次，主要是向爸爸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批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
不过从此以后，爸爸除了参加政协和统战部的一些会议和外事活动外，基本上推辞了文艺界的活动，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没有写一篇文章，只出席过两次作协理事会和一次青年业余文艺工作者大会。因为已经有各种征兆显示出文艺界批判的矛头可能指向爸爸。
爸爸从文化部离任后不久，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批评他一九六二年八月在作协组织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散布资产**文艺观点，以提倡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其实邵荃麟的观点是：在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间状态人物的描写，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种人物的身上，他们也是一种典型。爸爸是参加了大连会议的，他在会上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的观点。
记得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爸爸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裁军大会回来不久，心情不好，身体也感到劳顿，打算和妈妈去大连休假，正好两个孩子放暑假，我们便带了孩子随同他们去度假。那时作协正要开一个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邵荃麟、郭小川来请爸爸参加，听说爸爸要云大连，就决定会议在大连召开。
我们于七月三十一日乘船到达大连，住在枫林街的市委招待所。八月一日参加了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八月二日起，爸爸就天天参加会议，十六日会议结束，十七日我们就启程回北京了。所以，爸爸虽说是去大连休养，其实比在北京还忙。我们只去过一次海滨浴场，因为招待所离浴场甚远；平时我们就带着孩子在附近的鲁迅公园中消磨时光。
座谈会就在作家们下榻的大连宾馆召开。十二日以前是作家们发言，十二日那天爸爸发了言，十四日邵荃麟作了总结。会议期间，韦韬曾问爸爸会议进行的情形，爸爸说：“这是一次讨论农村题材创作的会议，到会的作家都是写农村题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反映大跃进以来农村的变化，而又不违背党的农村政策。他们还认为这几年的农村题材作品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爸爸笑笑接着说：“农民终归是农民，解放以来虽然觉悟大有提高，但究竟是小生产者，有些尾巴是不能硬割的。我这几天在看林则徐的日记，林则徐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但从他的日记仍能看出他还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的一面。林则徐尚且如此，何况农民。”爸爸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讲了他读林则徐日记的体会。他还认为，写工人农民，不能只写两头，即只写作为学习榜样的和作为批判对象的，也应该写处于中间状态的，并且要作为典型来写。他举了马烽的《三年早知道》为例，说这篇作品中的中间状态人物就写得很生动。
所以当报纸上一开始批判邵荃麟，我们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早提出来的？谁是***？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个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又风闻电影《林家铺子》将作为毒草进行批判。果然，到了五六月间，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文艺报》还出版了批判专号。批判的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矛头是对着茅盾的。我们**去看望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罕，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只是增加了干家务的时间。 从一九六一年五月起，爸爸就开始干家务活了。那时，家里的女工走了，有几个月没有找到新的，妈妈就亲自买菜做饭，爸爸则负责打扫自己的卧室。渐渐习以为常，等到新女工来了，爸爸也不再要她打扫自己的卧室，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身体不适时，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小钢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以防熄灭。常常刚干完家务活就匆匆忙忙换上衣服，坐上汽车，去参加某个会议或接见某位外宾了。爸爸自我解嘲说：“别看我在外是个文化部长，在家可是个火头军哩。”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爸爸的一则日记中可以窥见他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斑：“……今晨三时许醒来，后又睡，但已不酣。五时许又醒，到厨房（厨房在楼下——笔者注）看煤炉是否熄灭。盖昨晚看电影回来，煤炉（蜂窝煤球炉）已奄奄一息，急图挽救，烧了木柴，至十时后似有望，十时后我下去看了三次，十一时始将炉门闭紧，但心中唯恐再生毛病，盖不闭又恐不能维持至清晨，闭则又恐其熄。幸而尚好，于是把粥锅放上，又回来躺了一小时，朦胧而已，半睡半醒，至六时半起身。做清洁工作半小时，煮牛奶。……”
及至一九六五年卸去文化部长之职，外事活动骤减，文化部门的活动又推托掉，过起从未有过的消闲日子，自然就增加了家务劳动的时间。爸爸说：“人要经常活动筋骨，老是坐着躺着容易僵化，我年轻时就吃了不爱运动的亏，现在老了想改难了，只能做做清洁工作了。”
从外表看，爸爸对报刊上那些批判文章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他对孙女小钢的关心。小钢从四岁起就经常被爷爷奶奶接去暂住，直到十岁后才彻底回来与我们同住，因此爸爸妈妈对小钢非常宠爱。小钢是景山学校**届学生。景山学校是个实验学校，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就试点教古文。小钢回家做作业时，爸爸发现有些内容不适于幼童理解，就另选了一些教她。社会上掀起批判夏衍、邵荃麟之风时，小钢自然毫不知情，更不知爷爷的心情，仍缠着爷爷给她讲古诗文。爸爸答应了，而且认真地选材和“备课”，把“课本”用毛笔字工整地誊下来，装订成册。爸爸究竟给小钢讲了几次课，已不可考，但留下来的“课本”那详细的注释，却使人感到一种豁达与洒脱，正如毛主席在《水调歌头》中写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篇爸爸给孙女写的杜诗注释。
画鹰杜甫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絛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注]此诗也是杜甫少年时作，大约比《望岳》稍晚一二年。
“素练”，白色的绢，古人大都在白色的绢上画画。“画作殊”，画的很突出。“殊”，突出。这开头两句是倒装句，可以这样解释：这个苍鹰画的真突出，因而素绢上起来了风霜了。“风霜”，形容鹰的威武，杜甫以前，有人用“风霜激厉”形容鹰。
“掇”，同“竦”字。“掇身思狡兔”，说画上的鹰，拳着身子，好像看见了兔子，要扑过去似的。
“愁胡”，从前人描写鹰，有“深目蛾眉”，状如愁胡之句，故杜甫用作典故。此句是说，鹰侧目而视，好像“愁胡”。“愁胡”，愁思的胡人。
“絛”同“绦”，丝作的带子。“镟”，转轴。养鹰的人，用带子，一端缚住鹰脚，一端缚在转轴。“摘”，解除。此句是说，画上的鹰，像活鹰似的，会解除带子和转轴，飞向空中。
“轩楹”，长廊的柱子。养鹰的人，如果要鹰去猎小鸟或兔子，呼之即飞。此句是说画上的鹰像活鹰一样，呼它一下，就会飞出长廊的柱子。
“何当”，何时。“凡鸟”，小鸟。“毛血”，鹰击凡鸟后，凡鸟的毛血。“平芜”，平旷的野地。此两句接着上面四句来的。上面四句形容画上之鹰跟活鹰似的就要解除练子，向空飞去，这两句就想象它飞到天空就要击凡鸟，在平旷的野地洒满了毛血。
这首诗虽然题《画鹰》，然而也有寓意。鹰，比作有胆量、敢作敢为的人；凡鸟，比作一些坏人。全诗大意是：敢作敢为的人，跟鹰一样，眼前虽然带着丝带，站在架上，可是时候到了，就会解去带子，飞到空中，抨击那些凡鸟似的坏人。
杜甫写《画鹰》有寓意，爸爸在那个时候选《画鹰》来教孙女，是否也有他的寓意呢？
小钢从小身体赢弱，经常生病发高烧。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十月间，小钢突然又发高烧，后转为低烧，久久不愈。爸爸和小曼带着小钢去了许多医院，有的说是风湿热，有的说是肾盂肾炎，又有的说是无名热，*后住进中医院，偶然听一病友说，会不会是肝炎？于是请大夫查肝功，果然是无黄疸性肝炎。我们都十分焦虑。幸亏转入三。一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才得以彻底痊愈。这件事前后折腾了近半年，爸爸也陪着焦急了几个月，而那几个月正是有各种传闻说要把爸爸作为“资产**文艺思想总代表”来公开批判的时候。
正是那个时候，有位好心朋友悄悄向小曼透露：*近在一次文艺界小范围的内部会议上，中宣部长陆定一点名批评了茅公，称茅公是资产**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后来我们又听说，作协整理了一份批判爸爸的材料，其中把爸爸解放后所写的奖掖提携青年作家的大量评论文章，说成是与党争夺文学青年，是蓄意培养资产**文艺事业的接班人。对于这两个传闻，我们当时没有告诉爸爸，怕影响爸爸的情绪。“文革”后，我们才在闲谈中告诉了他。爸爸旷达地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你们不告诉我，我当时也已经料到几分了。那时候，报纸上批判夏衍和邵荃麟，却始终没有把我推到前台，后来‘文革’中也始终没有公开批斗我，想来，就是群众中传说的，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吧！不过，让我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是夏衍和邵荃麟代我受了罪，荃麟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

风暴前夕
红卫兵抄家
大串连
沉默也是抗议
含饴弄孙
痛失患难与共的老伴
消沉中思念亲人
与旧体诗词的“姻缘”
圆梦
锻炼·中秋节·游公园
“批林批孔”
搬家
谣言四起的一年
丙辰清明
“大地震”
“拨乱反正”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写回忆录（上）
写回忆录（下）
“杂家”的负荷
*后的日子
后记

这本书着重写了爸爸一生中*后的十五年，只能选择我们所知道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述。所以，这本书就命题为《父亲茅盾的晚年》。我们这支秃笔未必能将爸爸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完整地向世人传达出来，但我们尽力使它*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韦韬 陈小曼 茅盾在中国文坛上驰骋了整整六十五年，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他的文学生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印证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本书着重叙述茅盾一生中*后的15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茅盾谢世期间的生活经历，对“文革”前17年则只选择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忆。本书以大量的**手资料真实的反映了茅盾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尽力将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完整地向广大读者传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