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城堡 写作的人,诗意地看着别人,不是太难,而看后因了那无望,不断地拷问自己,则是难过的事。我在接触卡夫卡的汉译本时,印象是他看的本领的高强。但他没有满足于看,自己却要去看那些看不到的存在,于是便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紧张。现在,我读着曾艳兵的《卡夫卡的眼睛》,便感到“看与挣扎”这个话题。这不是在译本的轮廓里旋转的书,而是进入思想躯体的对白。书中有着一种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了。我记得卡夫卡的眼神,忧郁的、略带羞涩的样子。曾艳兵觉得自己也在那个目光里走进城堡的边缘,却不能进去。或者一旦进去又不能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暗示,深味卡夫卡的人,多少懂得这种暗示。 于是,我感到了卡夫卡和我们的可怜。我们阅读他,不觉得是异域的生活,似乎也是我们命运的写真。的确,卡夫卡不像一些作家的文本给我们以强迫接受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想干扰他人的事情。可是他述说的,可能都与我们有关。他���迷失在路上的低语,仿佛是替我们这些宿命者在表达着什么。 曾艳兵对这个德国作家的把握,是困惑中的体悟与寻觅。他的陈述绝无学院派的僵死气,心灵对撞着,精神在盘诘。他的气质里,也略微可以见到卡夫卡式的焦虑和不安。而那体验,就是彻骨的,流动着《城堡》《变形记》式的迷雾。我终于懂得,理解别人,是一种灵魂的对接。理解是一种进入,在对象世界里,可以发现我们忽略的自己。只有把日常的幻象撕裂的人,才可以进入世界的本原。那些既定的逻辑常常欺骗了我们。卡夫卡因为身份的复杂,以及存在的复杂,感到语言的无力与表达的无力。他曾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深的黑暗之中。”恰恰由此,他进入了现象界的玄奥地带,多致的存在的原色调被召唤出来。人是一个多么矛盾的存在体,而真实恰恰靠矛盾所表现。许多年前我阅读《失踪者》,被那迷一般的情境感动了。 那个被抛弃到美国的孩子一系列荒诞的经历,是偶然的与特例吗?显然不是。我们就在这样的迷阵里。存在就是悖谬的组合,只是被我们常态的格式条理化了。我们偶然的选择,就意味着没有回路的迷宫的开始。于是永远在隧道里,一个怪圈套着一个怪圈,一个可能连着另一个可能。而心绪的流淌又是那么无常,现象界的面影在那里也不甚清楚了。卡夫卡在此流露出他的虚无、痛楚的感觉,那些都是不经意的。 写作意味着自己的存在,至于别人的感觉如何,并不在意的。他甚至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阅读,连发表的渴望也没有。这个忠实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作家,与虚伪、自恋的名字毫无缘分。 在中国,有相当多卡夫卡的知音,有的借其意象而得神,小说家如是;有的靠其哲思而悟意,研究家这样。像曾艳兵这样的研究家,是少数的深解卡夫卡的人,也是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引导者。他对那些无法归类的精神因子进行了超逻辑的归类,开启了认识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扇门。有趣的是,他在其文本里浸泡了多年,以致无法脱身,那个巨大的光环把他罩住了。神秘的低语与体验,连通着上苍,与混沌、阴阳初始混杂在一起。他敏锐地发现了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冲突的缘由,细致的解析里有他生命之流别样的存在。我在其文字里感到诗意与哲思的缠绕。比如身份问题、语言问题、国别问题、职业问题、爱恋问题,都不是清晰可解的存在,永远纠缠着可能与无助、合理与悲情、承认与否定等分裂的话题。人在失去家的地方,才可能感受到空间。在母语被压抑的角落,或许才会进入母语的内核。而这些,都靠心灵的体味。卡夫卡的迷人在于他“在”而不属于自己的同类。人类诸多神圣的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失去意义。 我有时候想,十分喜欢写作的卡夫卡,其实与我们的世俗写作理念大相径庭。如果从日常思维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我们一无所获。我很喜欢曾艳兵对卡夫卡的气质的描摹,那里有许多存在让我快意。比如他说:“卡夫卡孤独,因为他失却了自己固定的身份和位置。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他又是超越了归属的世界性的作家。”一个不能为自己定位的作家,写着人们所难以归类的文字,就有了另类的审美意味。在分析这位作家的身份时,有这样一段话: 卡夫卡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但他显然不是奥地利人;他虽然用德语写作,但他不是德国作家;按说他应该属于资产**,但他对资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却嗤之以鼻;他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与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却有着深刻的隔膜…… 这或许是进入卡夫卡精神城堡的入口。他在迷雾里呈现出别人所没有的存在。一切和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关联,又都不相近。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以冲突的目光审视对象的存在,也许就真的可以亲近于他。 也许,在真正的意义上,卡夫卡是我们生活奥妙的朴实的书写者。那原因是作者的简单,以及我们的复杂。我们这些自以为得到天际的人,其实是精神的盲者。简单的人格可能才看见了世界的原色,那些色调不是七彩的,可能更多更多。而我们只领略了几种。《卡夫卡的眼睛》分解着那位单纯的小说家的纷纭的世界。爱意的、惊恐的、隐逸的、茫然的,都在那目光里。你能够感受到那多色的辐射吗?我每每与其相遇,总觉得被电了一般,好似感到了躯体的隐痛。而那时候,才会从庸碌的状态醒来,看看自己的周围,便也觉得,自己也是被卡夫卡寓言之簇不幸射中了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堡。但我们这些俗人的居所无甚可观。卡夫卡的精神城堡是另类的。我们难以进去,而一旦临门,又不知路向,好像陷在迷津里。我想,这位以德语写作的人,在迷津里完成了自我。那些无望和紧张却有美的灵思飘动。而我们呢,在看似清楚的空间,却放飞不了思想,实则乃真正地迷失了自我。阳光下的迷失之哀,有甚于暗夜里的走失。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卡夫卡的看与挣扎的能力。 巴别尔之影 有时候看到域外作家的惊人的审美之思,会感叹虚构文本的妙处。这些人带来的陌生的图景,拽出了黑洞里的精神之光,盲态里形体便浮现出来,我们会随之而进入神异之所。比如,像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就让人如见天书,那些出奇的人间之思,一遍遍冲洗着我们日趋凝固的意识。 我至今记着初阅读巴别尔小说的感受,摇晃的苦路上的马蹄声,起伏土地的流浪者和乌克兰小镇的喧嚷,跳动着血色的交响。而濒于死亡者绝望的眼,折射着暴力、凶悍的野气里的梦幻之影。一切都是那么诡异,时光过滤着无尽的哀怨,在无法解析的困顿里,却刻出作者直面人间的爱意。 早介绍伊萨克·巴别尔的鲁迅先生,没有像对待俄罗斯“同路人”作家那么耐心,只是对于其价值做了简单的描述,余者则语焉不详。我觉得鲁迅对于这位俄国作家的存在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似乎不能够以卢纳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逻辑审视对象世界,而后来文学话语中的巴别尔是另一个色调,他的形象还多是隐在迷离的历史之雾中。 但鲁迅之后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其看法日益清晰起来。 王蒙、莫言的读书经验里,巴别尔的记忆连接着精神的解放之旅。他们不止一次谈到这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影响,在这个犹太人那里嗅出智性的浓烈之味,这些无意中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的变化。《檀香刑》之于《骑兵军》,都在印证这一点。 现代的中国作家对于俄国文坛发生的一切,很长时间只能以表层的方式解之,看到了文本的奇异,惊叹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学的伟大。鲁迅在翻译《竖琴》时,体味到的只是小说里感伤、灰色的风景,但那深处的原因则知之有限。那些“同路人”作家的文本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一面也哀怜失去
的岁月。仅仅从没落**的不适感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流于表层,因为译者对他们具体的情形鲜为了解。关于苏联文学的描述,也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其间遗漏的东西,恰现出流行理论的尴尬之处。 巴别尔的创作始于一九一三年,那时候正是俄国革命的前夜。他的文化记忆有许多非革命的元素,犹太教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国近代激进意识以及东正教的遗产,都集叠在其审美的逻辑里。他带着复杂的历史记忆进入革命年代的时候,对于文学的表达,自然与流行的理念有别。他的奇异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都非革命观念的结果,而是革命观念的原因。这种别于常人的思考和创作,是逸出时代模式的一种精神演进。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有着政治家之外的神奇的思维。既是知识分子的一员,又讨厌知识分子;理解革命,但反对革命中的残暴;欣赏法国文化,但更加爱护苏维埃的实践。巴别尔在纵横交错的经纬里居于忽隐忽现的地方,但似乎又不属于身后的世界。难怪鲁迅在翻译“同路人”的作品时放弃了对巴别尔的深度打量,那可能是他的定位极为模糊的缘故吧。 巴别尔小说篇幅甚短,但内容的丰富超出常人。在短小的篇幅里往往有多致的调子,无数灵魂的震颤在瞬间弥漫开来,简约里的繁复,停顿里的奔涌,还有消失中的遗音,缭绕在文字的背后,让我们久久不能宁静。鲁迅曾收藏过一部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里的嘈杂、凌乱而高远的情致,都非简单的逻辑可以绘之。仅以《德·葛拉索》为例,一个剧团的演出引出无数的故事,“我”与老板的背后,竟是艺术里的虚构之影的魔咒般的力量,它竟在现实里发酵。巴别尔看到了现实之外的精神之力对于人性的辐射,而我们于此领会的不仅仅是词章之美,还有意境所带来的人间幻象。小说在片刻里集叠的无穷远大之影,带来的是一种审美的突围。 《敖德萨故事》是一部混杂着善恶的乐曲,不同民族的习惯和人生图画,有书斋里的理论不能说清的隐含。邪恶、粗俗、残忍和柔情弥漫于时空之间,人间的爱欲情仇在破碎的影像里晃动。这里展示的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是江湖里的人生,一是童年的碎影。前者如《国王》中的火光中的报复,《父亲》中的一桩秘密的婚姻计谋,还有《日薄西山》中的父子之争,都流动着蛮气。后者像《我的鸽子窝的故事》《醒悟》《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德·葛拉索》,闪动着纯然目光下的凄苦,以及浪漫的感伤,犹太人放飞梦想和受难的故事扑面而来。敖德萨充满了扭曲的旋律和腥味的气息,巴别尔写出了不同人等的苦楚的人生。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荒诞性里看出人性的真色彩来。而又于粗野放荡的江湖人的选择里,引人们到思考的路径去,浑浊里的灵动的爱意之光,成了那作品里的灵魂。 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出人意料的精神维度,覆盖了一时流行的僵硬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反本质主义方式记录苏波战争,这给历史学家一种难堪的讽刺,它刻画的世界与后来教科书相距甚远。作者写的苏联红军,是鱼龙混杂的队伍,人们带着不同的记忆来到战争的前沿。不仅仅有战场的诸种痕迹,重要的是写出战场内外不同的人生轨迹。《家书》的片段极为惊恐,在儿子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父子的对立。父亲是反革命者,几个儿子是苏联红军。父亲曾愤怒地杀害了自己的一个儿子,而后来另一个儿子参与了对父亲的追捕,后使自己的父亲受到惩罚。一个时代的不幸导致了家庭里的厮杀,在遥远的地方演绎着故乡里所罕见的悲剧。这一切对战争之外的旁观者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书写,战争的本然露出人性的凶险。而小说描述“我”的行为与思想时,也极为震撼。《我的只鹅》的“我”进入哥萨克的营垒时,知道士兵往往会欺负弱不禁风的文人士兵,于是将自己变成匪徒般的人物,无理地杀死一只鹅,以粗暴的举止赢得同行的认可。这种撕裂造成内心的痛楚,“我的心教杀生染红”,久久不得安宁。小说的许多片段冷风习习,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官兵,面对无辜的百姓,没有逻辑可言,《战马后备处主任》军痞式的傲慢,置苍生于不顾的残忍,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在整个战场上,人已经失去温和与儒雅,大家似乎在变态的波浪里涌动。《寡妇》描写团长死前的惨景,自己的妻子的背叛,引来与其有染的马车夫的不满,他在亵渎了团长后还残存着一丝柔情,狠狠地教训了漠视遗嘱的团长的妻子。这仅有的人性的余光,将野蛮与恐怖的屠场另一种韵致托现出来。《骑兵军》是一曲绝唱,它在血腥的马蹄声中踏飞苍凉的梦影,画面碎片横飞,呼唤遥远的灵思抚慰着死去的冤魂。这是“同路人”作家也*****书写,难怪他的作品遭到苏联将军的指责,对于前线的报道,如此出格和不逊,也证实了彼时思想的混杂和认知的差异。 《骑兵军》给读者的教益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许多战争文学。如果不是高尔基的支持,一些作品的发表当十分困难。这些简短的文字,流动着无穷的神思,也将现象界的多棱面呈现给读者。巴别尔的笔触不同于一般的作家,他的特点是在刹那之间而隐喻**,思想的光泽在混乱之中冒出,不乏超常的笔致和颠覆性想象。许多惊心动魄的场景都在冷冷的叙述里完成,但回味无穷的地方处处皆在。这和《敖德萨故事》形成了一种对应,在面对世俗和革命的话题时,他都奉献了《真理报》所缺失的光景。 欧美的读者对于巴别尔有着持续的热情,研究著作已经相当丰厚。他欣赏托尔斯泰,但从未有过宏大的叙事;喜爱屠格涅夫,却没有田园式的隐逸。流行的解释是他通晓多门语言,对于不同风俗颇多心解,而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这是中国的作家没有的复杂性。中国的作家多是从感伤的人道主义层面进入革命文学的,但俄国的文学则有强大的十九世纪的惯性。巴别尔在自己的作品里就一再提及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和犹太教以及列宁的思想混杂地交织相处,催生出的作品也自然是多种意蕴的叠加。在他留下的不多作品里,引人思考的远远不是革命文学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其犹太人的文化元素和列宁的元素的衔接,以及旧俄传统与新俄思想的碰撞。对于中国的文学家而言,其提供的经验,并不亚于高尔基和法捷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