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50岁开始做秘书长
卢迈,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农研**)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农研**联络室副主
任,农研**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流通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研究员、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职,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2003年,任国际劳工局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成员。2017—2019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
采访时间:2018年4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国际**A座15层)
“从高校任教到师从杜润生”
马广志:看资料,您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
卢迈:对。我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1981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做到系副主任。
1968年响应号召去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现实。“文革”10年,有6年在乡下,
4年在工厂,也等于是��学习,体验中国基层社会的情况,了解所面临的问题。
马广志:当时也没有抱怨时运不济。
卢迈:没有,我在北京四中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当时也没想,以
后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马广志:上大学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轨迹。
卢迈:是的。上大学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一批青年教
师和研究生建立了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当时产品都不能自由流通,价格也都不是商家确定的。不像现在大
家去超市购物,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或高或低。
研究组成立后,得到了由杜润生主任领导的**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杜老当时交给我们任务、教给
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我也是次接触政策
的研究和制定,学习了解农村的改革和进展。
马广志:后来,你就调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卢迈:1986年调过去的,当时所长是同志。1987年我协助同志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
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
系三十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讨论都很胶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杜老
领导下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终成型。
马广志:这种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基金会工作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卢迈: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国的改革决策采取了较富弹性的“政策”形式,
不同于法令,有相当大的可纠错性和含混性。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在农村改革中极为突出。并且,改
革是**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帮助政府形成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影
响到千万人。4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发展组的邓英淘同
志就说,当对未来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时,要有一个方向,有个坐标,然后不断地探索试错,然后才能到
达彼岸。
马广志:历史证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俄国采取的“休克疗法”,我们是走对了路。
卢迈:“休克疗法”证明是错的。市场经济有多种形式,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
所以,中国用试错的办法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还有双轨制、有承包制,都是中国特色。既然有这样一个
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它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需求就更强,各个地方都有试点,各地情况不一,
制定政策时,都需要了解。
每年1号文件发布后,杜老就会派大家去全国各地了解实施情况,研究下一步遇到的问题,为明年的
1号文件做准备。当时,我还陪同志去过温州调研。
马广志:您对同志印象是怎样的?
卢迈:他精力充沛,记忆力极好,理解能力极强,对杜老的一些观点,对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都能
迅速吸收,然后把它互相传递好。
马广志:当时您已经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工作了?
卢迈:是的。1986年到1989年四年间,我先后在发展农研**研究所、联络室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
作。有个小插曲是,我调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以下简称“**”)时,北京经济学院不想放人,就提
了一个要求,说学校是市属单位,要走需要拿中组部的调令。我一个系副主任怎么能拿得到?后来是王岐
山同志拿到了调令给了市委组织部,我才抽身而出。
马广志:不久您又去了美国读书。
卢迈:是这样的。当时**农研室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它们已经实现
现代化了。然后领导同意我去国外学习,王小强、周其仁、蔡昉、陈东琪等,都是前后去的,这个项目得
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我先是在美国学了一年的英语,然后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哈佛
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了两年。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在基金会的工作非常有帮助。
马广志:到基金会工作,您是主动选择还是领导安排?
卢迈:我是1995年回国的。其实当时留在美国很容易,但做事只能是在国内。当时**农村研究部
部长是陈锡文,他欢迎我们回来,让我先做研究员。
这期间呢,我就给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帮忙,同时帮章含之任会长的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
做点事。这样就对非营利组织大概有了个了解。后来**主任王梦奎觉得我既然可以做那些事,那也可以
做基金会,我就到了基金会工作,当时我就50岁了。从副秘书长到秘书长,现在已经20年了。
马广志:成立之初的基金会是什么情况?
卢迈:基金会是1997年正式成立的,主要是李克穆同志(后来任中财办的副主任和保监会的副主席)
和谢伏瞻同志促成的。谢伏瞻时任**办公厅主任,李克穆任秘书长。当时基金会连我在内一共只有三个
人,300万本金,在农研室里有两间办公室,条件也说不上艰苦。如果不想办事,维持(现状)是没问题
的。
既然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就开始围绕着基金会宗旨做事,就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
中国发展。
“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马广志:刚开始,有没有想过到后半生可能就要一直在基金会工作了?
卢迈:到基金会时,我已经50岁了。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也没想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组织
上跟我谈话,也没有指标方面的要求。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品牌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当初是怎么起步的?
卢迈:这是**领导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说**要举办一个国际论坛,但这个论坛不能太官方,要
平等对话,像达沃斯那样。后来是深圳发展银行资助了我们100万元。当时的陈清泰主任和深发展的老总
一起吃饭,两人都觉得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对外沟通的平台,一拍即合。2000年成功举办了届,至今已
办了19届,越办越红火,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自一开始,论坛确立了分管副总理出席讲话,总理会后接见主要外方代表的模式。届论坛,朱镕
基总理会见了外方代表,就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和对话的高质量。后来这种需要越来越强烈。开始可能是
中方需要外方多一点,现在越来越变成是外方更希望了解中国。现在论坛请人不难,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
马广志:随着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费来自哪里?
卢迈:都是捐款,这也很令我们自豪。中国有很多论坛,都要花**的钱,我们只是财政部象征性地
给了50万元。从明年起,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了,**财政还是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除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们从2002年起,还连续承办了十三期的公共管理**培训班,每年一期。
这个班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举办的。当时**加入WTO
后,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外国,后来和国外的联络多了,学成归国的人也很多,项目就停了。
马广志: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也是基金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项目,还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杰出政策分析与影响奖”。
卢迈:2005年,我们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项目。此前的《中国人类发展
报告》都是由UNDP专家团队执笔的,这次由基金会组织国内的学者开展研究。这个报告直接关注了
我国发展中极为迫切的不平等问题,后来在国际上被广为引用和讨论。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杰
出政策分析和影响奖”。
这份报告的成功对基金会影响很大,我们决定撰写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品牌,即《中国发展报告》。
而且,研究的主题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绕了一圈,等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在农研室
探讨的那些问题。
早在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杜老就召集我们商量,说贫困问题怎么办?当时一些
老干部回到自己家乡很惊讶,都是革命根据地,过去穷,闹革命,现在解放了,改革开放了,还是很贫困。
老干部们睡不着觉,晚上就给杜老打电话,也不让他睡觉。
马广志:当时是杜老负责农业吗?
卢迈:1986年,**就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但是深度贫困,
不光是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2007年我们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我们研究了各个
领域,包括教育、卫生、财产等,看看哪些措施是帮助贫困有效的。后我们决定从儿童做起,2007
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马广志:为什么要定位在儿童营养上?
卢迈:当时由于城市化和计划生育,农村儿童数量减少,居住分散。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很多孩子一
天只吃两顿饭,上操都能晕倒。后来政府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又激化了这个矛盾。有学校能住宿,但没饭
吃,让孩子自己带馒头,很不像话。
我们用筛查量表做过测试,在可疑率和异常率上,有些贫困地区超过50%。而在上海,相应对照数据
不到10%。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是大受影响的。如果不进行干预,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
而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形成贫困代际传递。而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从理念到实践,
都跟国外有很大差距。
而且,当时我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比如,“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提出:从怀孕到
2岁期间的母婴营养,会影响人一生的健康。认识到这一时期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近期和远期危害,是
不可逆转和不可弥补的。我们就决定从此入手。
后来,基金会就在广西和河北选了两个县,借鉴国际的经验,进行建食堂提供热饭菜的试点,2000
个孩子参与了试验。两年的试验后,和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儿童的身高、体重、贫血率和学习成绩都发生
了显著的改进。报告上送到国务院后,总理非常重视,做了批示,当年**就拨了60亿元,基金
会的供餐标准也被采纳。
“市场经济下的公益要过好多关”
马广志:这个校餐项目的“社会试验”成功后,基金会又将项目扩展到更多儿童发展的领域。
卢迈:是的。一个是与疾控**合作的营养包项目,对贫困地区婴幼儿进行营养补充干预,现在也成
为**政策,150多万人从中收益。“营养包”计划是当时中国疾控**陈春明院长团队研究出来的。
基金会还在贫困农村开展了“山村幼儿园”项目,4岁到6岁的孩子,怎么能让他们去乡镇呢。我们
尽量遵循操作简便、成本合理、服务可及和质量保障这四个方面原则开展工作,效果显著。这个项目从青
海乐都起步,现在已经扩大到10个省,办了1000多所幼儿园,每年30000多名儿童从中收益。
后来,受相关部门委托,基金会对中等职业教育**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与效果进行评估,我们发现其
中有问题,就开展了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干预项目。
这些项目试点的开展,对我们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了实践基础,有了
支撑。我们向**建议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习近平主席对报告做了长长的批示。刘延东副总理也
曾两次在我们的报告上做批示,指示基金会要继续做,要做得更好。
马广志:有了领导人的批示,项目的推进成果肯定比原来好得多。
卢迈:领导人的批示主要是给**各部委,比如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终于在2014年正式出台,“阳
光校餐”项目成为全国性的项目,每个孩子每天3元钱也增加到了4元。
但有些(项目)也不尽如人意,比如我们推动“一村一园”学前教育入村的模式,现在全国有59万
个行政村,其中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将近2/3的村子没有(幼儿园),一种是村子靠近城镇,不需要有,
但更多的是根本没有规划。这些村子的孩子数量都不多,而不超过100个孩子,民办没动力。
我不赞成现在很多地方只在城镇建**幼儿园,然后通过校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的做法。我们应该
把服务延伸到村里,把服务送到村里。我们的学前教育,不能让孩子来就着服务,而应该让服务来就着这
些3岁到5岁的孩子。送教入村是解决贫困儿童学前教育的有效办法。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有数据了,领导人有批示了,问题就能解决,实际上很不容易。
马广志:我刚才看到,受益学校通过网络上报用餐照片等信息“晒”校餐,公众可随时在网上看到营
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感觉很直观也很震撼。但也没想到,还有25%以上的学校学生中午吃不上热饭。
卢迈:这些学校不做食堂供餐,一种情况因为食堂供餐运行成本高,学校只能买面包和牛奶给孩子吃。
至少孩子不挨饿了,还增加了钙的吸收。缺点是4元钱的补贴,有1元多被包装物占去了。而且,面包加
牛奶的热量是300大卡,而食堂饭菜能做到800多大卡。差别很大。
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有食堂,但是承包出去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下去调研,就发现有个别
县出现克扣现象,很不像话。
马广志:这部分资金是稳定的,多少都会有利润。
卢迈:是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很复杂,要想在市场经济下提倡公益,政策要让底层的民众受益,需
要过好多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政府官员要对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有起码的同情心。同时,还要
抵御一些商业企业或个人的觊觎。
马广志:但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些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生长迟缓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卢迈:是的。基金会通过对62个实施计划县的192万名学生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每
年7岁新入学学生的身高无明显差别,而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8—12岁学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长,其中
11岁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5.7厘米、5.6厘米。
如果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来在西部地区不会再看到多少矮于1.60米���18岁的男生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提**率的指标。营养改善了,身体就更强壮了,在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都能有所增
强,劳动就会有更好的产出。这一点点的支出,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是很大的。
“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基金会受到玷污”
马广志:从业20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成就很大,您也获得了包括政府、公益界及社会的尊
崇。从个人角度来讲,您觉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卢迈:没有想过成功不成功,就是做点事。很多基金会做得都挺好,比如青基会的“百年职校”项目,
扶贫基金会的几个项目,都挺让我佩服的。一些民间公益也做得很好,比如刘新宇的“上学路上”。都是
要把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出来。
马广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优势是什么?
卢迈:基金会的长项是做研究,优势是背靠国务院发展研究**。这在与其他部委对接时,就有了一
个接口。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要同时接受民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的管理和审计。
马广志:您对秘书长这个职位的感受是什么?
卢迈:我现在应该算是年长的基金会秘书长了。如果是在政府体系里,肯定早就退了,因为有年龄
限制。但是**党组特别下文让我接着做,也是对我的信任。
做秘书长是很辛苦的事儿,因为要管很多具体的事,包括内部和外部的,都要统筹起来。一个合格的
基金会秘书长,要有热情,没有激情做不了公益。第二,要有创新意识,还要多学习。第三,就是要
有奉献精神。要带头把工作搞好,早来晚走,大家才会跟着你走。集体行动的前提就是有人愿意付出,组
织才有凝聚力。如果为了名利,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岗位是做不了的,也长久不了。
马广志: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秘书长岗位,作为基金会的老一代秘书长,如果给他们一些忠
告和建议的话,您想说的是什么?
卢迈:没有,没有忠告建议。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长处,我们这儿也有副秘书长,他们也有很多长处,
但是做秘书长都要有激情。
马广志:这个行业,情怀和奉献很重要,它不像在政府体系里有上升空间。
卢迈:是的。比如说在**,目标可以是副主任,副部级,很多都是从研究员上去的,而且还不是天
花板。在基金会没什么级别,挣钱也不多。要没有一点基本的道德标准,想占便宜,做这事长不了。
马广志:人才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公益更好发展的瓶颈之一。基金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索?
卢迈:基金会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在反思,鼓励大家接受培训,工资待遇水平也尽量跟市场接轨。
比如,人员薪酬标准参考清华、北大他们公共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薪酬标准。
人员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2005年麦肯锡公司给我们做过两次战略咨询,与商业公司比,我们的员
工流失率还是不高的。
马广志:与您这一代人相比,现在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从小生活优渥,在**情怀和社会担当上
可能要差一些。
卢迈:但他们所受教育都很好,可能会更理性地看待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问题。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
处,我们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学习和思考的,而他们从国外回来创办非营利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在
学习和实践中找出自己的人生定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公益需要的是心地善良,愿意积极做事,这是绝大多数公益人的品性。跟他
们打交道,我们感觉很舒服。
马广志:这种舒服其实是感受到了这批人的“公信力”,一个机构也是如此。
卢迈:我们基金会很重视的一条就是名声,或者是品牌。基金会靠的就是良好的声誉,人家信任你,
才会给你捐款,这是根本的,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她受到玷污。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它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来。当然,这也有历史的原因。公益组织如
果管理不当的话,在国内国外,都可能会出问题,美国红十字会也曾因工作成本太高而受质疑和批评。公
益组织是受公众委托从事慈善工作,应该接受监督,更应该自律,而不该让人们失望。
但也要看到,“郭美美事件”影响的顶多是受怀疑的公益组织接受捐赠减少,要他先自己把房子打扫
干净。中国公众关心公益、帮助弱者的意愿不是因个别组织才产生的,也不会被个别组织的不当行为所改
变。
马广志:当时,“郭美美事件”是否也给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敲响了警钟?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很谨慎的,没说在哪儿设分支机构,也从来不做这
种事。事件发生后,公众觉得公益组织靠不住,不能捐款。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2012年央视搞了个“春
暖2012”公益活动,主动邀请我们展示项目,筹了1.4亿元善款。
基金会成立时,理事长就跟我们讲,基金会要按社会组织那样去做,不脚踩两只船,凡脚踏两只船的,
早晚都会出事。一边要着事业单位的好处,一边又市场化筹资,是弄不好的。对于捐款方我们也比较警惕。
如果有特殊的附带要求,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子拒绝的钱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