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胸口有硬块，医生告诉我可能是心脏病，而我的确有心病。 离开非洲故土20年，我在英国的中学干着不喜欢的工作，和爱玛的爱情也在平庸的日常摩擦中消耗殆尽。 一封家书邀请我回国探亲，他们在为我张罗相亲的事儿。是的，我从未向他们告知英国的一切，在他们眼中，我还是个单身汉。此行我也另有目的，我想要母亲打破多年的沉默，让她说出父亲的出走之谜……

随着阿美莉亚的到来，一切都只能暂缓停止。我们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围绕婴儿转了起来，她是又拉屎又啼哭。这个婴儿甚是哭闹，让我有时不得不去想她是否厌恶自己出生的可悲境地。大家说这十分正常，多半是肠绞痛或其他毛病，但是我仍然觉得她是因为自悲在啼哭。当然，这对她没啥好处。在这儿，她有人照顾、有人疼爱，根本没有理由自悲。每次喂奶，她依偎着妈妈的乳房，仿佛那就是自由本身。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徒劳地抓着那些囚住自己的东西死不放手。
在她出生的那一刻，数周的准备和焦虑达到高潮，早已从*初的散��无边逐渐演变为全神贯注的投入。得买几件新的家具、床单被套和一个尿布桶，还得学些儿歌，准备字母游戏，更新孕妇体况表，考虑单身状态等等。爱玛的肚子大得很快，其他倒也一切正常，这让她对一切决定都有否决权。不论怎样，听她说起育儿的各个方面，你绝不会认为这是她**次生产。多年的教育和训练让她为这一刻有所准备。几年以前，她就知道自己要生一个名为阿美莉亚或比阿特丽斯（有时叫比阿特丽克斯）的女婴。她的论文被搁置一旁，我们关心的已不是卢卡奇、本雅明和海德格尔——此前福柯和德里达曾占据她的话语，而是斯波克博士的育儿指南。所以临盆在即时，我们的生活自然也就忙于关注婴儿的出生了。小家伙十分健康，出奇的好动——我倒希望她安静睡着——这给叙事片段送上了奇妙的结尾。威洛比夫妇、我还有爱玛的大学好友朱迪，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围在床边分享这场戏剧。去医院看望时，我沉浸在护士投来的赞许当中；当他们让我坐在爱玛的床上握住她的手时，我微笑着允诺；我甚至高兴地模仿婴儿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对于婴儿的健康着实有益。我必须得承认，阿美莉亚似乎确实喜欢我表演的那些滑稽动作，它会照我们期待的那样，暂停与存在的顽强斗争，在空中踢着双脚，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
爱玛对任何事都出奇地随意，她更喜欢谈论她不在家时我给自己做的饭和她在病房结交的朋友，而不是她的身体*近遭受的疼痛。她做的这一切又让她显得更加英勇。我当时也在那里，胃饿得难受，尿憋得要死，爱玛因努力努责涨红了脸，在分娩中呻吟着，几个助产师忙进忙出，在我看来全然一副幸灾乐祸的麻木。我想象着他们会说，这是你自找的，所以别再呻吟。
于是，我加入照顾母子二人的日常琐事当中，并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既感到欣慰又觉得自豪，但我必须得说等搬回我们的公寓时，我开始觉察出这种成就的另一面。首先，只有我在的时候，爱玛似乎不太自在。我说的事情似乎还会惹恼她。等我从斯波克手册中查到母亲产后出现的危机，并把里面的内容读给她听时，她眉毛一瞪显出一脸怀疑，然后继续忙手里的事情，好像我什么也没说。当我像只小狗一样在地上打滚并发出可笑的声音，或者当我躺在她身边等婴儿熟睡后去抚摸着她许可的身体部位时，她才会对我露出一丝微笑。
阿美莉亚似乎喜欢住在公寓。她的叫声提高了，她偶尔也安静一会儿，期间依然不时发出痛苦的啼哭。
爱玛和母亲一心照顾婴儿，手法熟练得似乎全然不费什么力气。她们看着她、抚摸她，猜测着她皱眉、啼哭和欢笑的原因，并互相争论一番。在这些时候，爱玛似乎忘记了自己，但我在的时候，她很少会这样——比如当我乱滚装傻的时候。或许，她担心我鄙夷她的快乐，嘲笑她轻易屈从于母性。她持有一种看法，认为女性是被自己美好的感情击垮的，而她们的社会化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本性使然。她会说，女性接受的教育便是要自我牺牲，她们只有成为孩子的奴仆人生才会完满。或许，她母亲的欣喜让她搁置了这些顾虑。等威洛比先生受邀前来时，他高兴地盘旋在婴儿边上，弄出一些声响的同时还朝着婴儿龇牙咧嘴打趣。
先生和夫人（每天）来的时候都会捎上礼物，从洗涤液到一公斤牛肉，基本上什么都有。她会去卫生间清洗尿布，而他则带上婴儿去四处都是狗屎的人行道上散步，这样爱玛就可以打个盹儿。随后，夫人不是沏茶，就是喂婴儿，要么去烹饪带来的牛肉。出于有些原因，她偶尔还会留下过夜，并睡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此前我已经因为梦里呓语吵醒婴儿而被驱逐出去。我问她：“我刚说了什么?”不过，她说自己听不懂我的语言。这是一段让人痛苦的插曲。有时，我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是个隐形人。我在他们谈话时如果开口，我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奇怪，仿佛我在使用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在讲话。我感觉若有所失，不仅言语不清，而且羞于开口。当他们谈论我（或跟我讲话）时，我感觉他们是在可怜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受害者，经历了一场飓风、霍乱流行或先天畸形等不可阻挡的自然力量的侵袭。
爱玛不时向我投来猜疑的目光，并琢磨着我莫非是在取笑她们。“你和爸爸为什么不去弄湿婴儿的脑袋?”她提议道。
我们坐在几近空场的酒吧（当时才六点半），手里握着各自的酒杯，谁也不发一言。当我瞟一眼威洛比先生时，他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打量，这让我想大喊一声，尖叫着跑入夜幕当中。他渴望听到一个帝国故事，但我的舌头早已僵化变色，我的脑袋也因愤懑而嗡嗡作响。*后，我向他讲起那家英国医院救我一命的护士大姐。我当时去医院是为了和一位姑妈道别，她因患上利什曼病、麻风、血吸虫病和传染性疖子出现混合并发症马上就要咽气了，而所有这些都由家族遗传的放荡和淫邪导致。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一种热带疟疾突然在我身上发作。我倒在了楼梯台阶上，大姐在那儿看到我，并把我抱到床上。直到两周后我完全康复，她才离开我的身边；在此期间，她用酒水涂抹我的额头，还用浸湿的手帕放我嘴里让我喝水。这是一个帝国英雄主义的简单日常故事，但我在讲述中**有误。尽管威洛比先生似乎没有显得过于不满，我可以说他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同样感人，于是我内心的艺术家对这种败兴感到一阵失望。
我们默默地握着各自的酒杯，又坐了许久。之后他问道：“工作进展顺利吗?”那时，我刚步入职场在一所学校教书，里面全是愚昧而疯狂的学生，他们似乎有点怕我，这种奇怪的反应倒是让人欣慰。学校到处是满身臭汗和炖肉烧焦的味道。我发现这份新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种迫害，我则终日担心学生会造反，并*终逼我体会受辱的滋味。我时刻保持警惕，思忖着要在每**、每一小时存活下来，并绝不沦为野蛮行径的牺牲品，重要的就是要先发制人，而且从学生的脸上和他们的叫喊声中，我能看出那种野蛮毫无节制。有些岁数大的男生个头比我都高，有些女生也已经到了生育的年纪，但他们竟忘我地将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荒唐的戏虐当中，行为表现宛如狒狒家园中的幼龄动物。
“你现在该为别人考虑了，”我们往回走时威洛比先生说，“正儿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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