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部分对当前的理论和现实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二部分对当前理论学说和关于隐私的争议进行了讨论，并举例进行论证。第三部分针对作者的观点，即对隐私场景理论进行了深入说明和分析。隐私场景理论认为，隐私的实质是在特定场景下合理的信息流动。作者认为人们传输信息需要符合不同场景下相应的社会规范。作者针对公共私人领域二分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引用了基础的隐私理论，并提供了解决隐私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前 言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事们持续给予了我智力上的启发和灵感，也给予了我许多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
2008年，恰逢短期离开纽约大学，去普林斯顿社会科学学院访学，我完成了本书*后一版的手稿，我很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给我提供了优渥的工作条件。七年前，同样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信息技术与社会”项目组的一名成员，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完成了本书主要思想的构思。我非常感谢这两次机会，也感谢在我逗留期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的帮助和��励——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尤其是沃尔泽的“正义领域论”在许多方面都是场景一致性理论的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发展成为繁荣的数字**，作为该校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我深深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前景所吸引。当时新兴的“计算机伦理”领域的许多问题，包括隐私问题，都呈现一种现实上的紧迫性。我非常有幸与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共同教授了“计算机伦理与社会责任”这门课程，这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课堂内外的热烈辩论，以及就社会责任话题与许多计算机专家组织的不断研讨，都显示出在该领域的关键问题上，有必要接受一些更广泛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
普林斯顿大学人权**成立于1991年，当时我在此担任副主任，在这里继续该项研究非常理想。与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乔治·卡泰布（George Kateb）和杰里米·瓦尔德隆（Jeremy Waldron）的交流，加深了我对基本的政治概念、历史渊源以及从伦理角度评估公共政策的方法的理解。我与他们以及访问该**的学者之间有非常多的讨论，其中包括鲁思·加维森（Ruth Gavison），她对于隐私的论见是开创性的，她建议人们将隐私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具有道德和政治价值以及作为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激励因素来进行保护。我很感谢这些讨论。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拉谢尔·霍兰德（Rachelle Hollander）和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G.Johnson），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一直在指导合适的研究人员进行伦理和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在推广这一研究领域时，他们常常面临诸多怀疑和忽视，他们提供了许多参与讨论的机会，鼓励我并相信我能有所贡献。卢卡斯·因托纳（Lucas Introna）和杰伦·范登霍温（Jeroen van den Hoven）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对我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向我展示了我不熟悉的技术哲学理论以及欧洲隐私和数据保护观点。在各种会议和演讲场合，我受益于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见解。尤其是菲利普·布雷（Philip Brey）、特里·拜纳姆（Terry Bynum）、朱迪思·德考（Judith DeCew）、弗兰·格罗金斯基（Fran Grodzinsky）、约翰·克莱宁（John Kleinig）、吉姆·摩尔（Jim Moor）、克里斯汀·施拉德·弗雷谢特（Kristin Shrader-Frechette）、赫尔曼·塔瓦尼（Herman Tavani）和约翰·韦克特（John Weckert），他们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应用哲学和公共伦理**接待了我两周时间。
近几十年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对隐私的关注方兴未艾。信息系统所带来的威胁日趋明显，以及像“9·11”这样的**主义事件，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人群的兴趣，而在此以前只有一小批专门从事该研究的人员关注。将隐私作为研究和学术话题也有一种类似的趋势，它不再只是少数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私有领域，而是一个跨学科和跨研究方法的活跃研究领域，除了包括哲学、政治和法律角度的研究，还包括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媒体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商业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对隐私产生浓厚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因为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内涵丰富，值得挖掘。
在任何一个领域，揭开隐私的面纱都需要在每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并取得根本性突破。这导致了隐私相关的学术研究激增，但我们往往忽视了本学科之外的研究，从而有可能错过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但如果过于关注本学科之外的研究，又往往可能导致自己的研究深度不够，甚至还需要努力弄懂不熟悉的研究方法、奇怪的术语体系和符号表达。因此，我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事、学者、实践者和政策倡导者交谈，他们分享和解释他们的观点，同时也帮助我丰富了本书的关键概念和论点，并引导我找到了有用的理论和案例。
其中一个素材来源是信息法学领域，法学家不仅关注信息技术方面法律的实然性，而且关注法律服务人类利益的应然性，他们非常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讨论。我很感谢尼瓦·埃尔金·科伦（Niva Elkin Koren）与我的交谈；尤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为我在纽约大学信息法律**提供了一个席位，并因此使我与法学界建立了持续的联系；以及伊恩·克尔（Ian Kerr）对法律问题颇具哲学深度的思考。通过与阿妮塔·艾伦（Anita Allen）、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盖亚·伯恩斯坦（Gaia Bernstein）、朱莉·科恩（Julie Cohen）、迈克尔·弗罗姆金（Michael Froomkin）、温迪·戈登（Wendy Gordon）、杰瑞·康（Jerry Kang）、拉里·莱斯格（Larry Lessig）、乔尔·雷登伯格（Joel Reidenberg）、丹尼尔·索洛夫（Daniel Solove）、彼得·斯怀尔（Peter Swire）、乔恩·温伯格（Jon Weinberg）和塔尔·扎尔斯基（Tal Zarsky）的讨论，加深了我对信息和隐私法的了解。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关于技术产品对政治会产生影响的**论断，对我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人们必须仔细审视技术系统的设计与社会、伦理和政治价值（包括隐私）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并以此为基础而采取行动。很幸运的是，在与其他同事的合作中，我不断拓展了对这些思想的理解，他们包括：玛丽·弗拉纳根（Mary Flanagan）、巴特亚·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丹尼尔·豪（Daniel Howe）、杰夫·鲍克（Geof Bowker）、埃德·费尔滕（Ed Felten）、彼得·卡恩（Peter Kahn）和让·坎普（Jean Camp）。我与菲尔·阿格雷（Phil Agre）就设计中的价值以及场景一致性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让我意识到，信息规范描述性的一面必须增加衡量的比重，否则就会陷入静态保守主义。
对计算机、信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迷恋使我可以对隐私问题保持持久兴趣。然而，跨界进入技术领域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所以当琼·费根鲍姆（Joan Feigenbaum）邀请我加入跨学科合作团队，并向**科学基金会（NSF）申请一个五年课题“敏感信息研究”（PORTIA）时，我抱持一种侥幸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琼、辛提亚·沃克（Cynthia Dwork，差分隐私专家）、丽贝卡·赖特（Rebecca Wright）和斯蒂芬妮·福雷斯（Stephanie Forrest）要求我澄清场景理论，并提出其在技术问题应用中的潜在价值。与丹·波内（Dan Boneh）就车辆**通信系统的隐私问题进行合作，帮助我理解了无身份验真技术背后的天才想法，并建议网络搜索与隐私不太可能有联系。PORTIA还支持与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亚当·巴斯（Adam Barth）和阿努帕姆·达塔（Anupam Datta）的合作，从而规范了用来表达与场景相关的信息规范的语言，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对*初发表的研究结果一直进行探索性的讨论，这迫使我必须不断改进理论框架，目前的版本与早期版本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同样由于PORTIA的资助，我在圣达菲学院享受了两次短暂的逗留，该学院为跨学科讨论和安静写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场所。
在本书中，本应对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工作有更多的内容介绍。这些内容是在和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乔纳森·格鲁丁（Jonathan Grudin）、大卫·里昂（David Lyon）、加里·马克思（Gary Marx）、詹姆斯·鲁尔（James Rule）、乔·特罗（Joe Turrow）以及纽约大学的同事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的宝贵互动中所获得的，他们倾囊相授，几乎为我开设了社会学理论速成班。
无论是令人鼓舞的政策，还是令人沮丧的政策都为我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比如詹洛里·戈德曼（Janlori Goldman）提出的健康隐私问题；我*重要的研究案例之一——公众和庭审记录的在线访问问题，来自朱利安·戈雷利（Julian Gorelli，他同时还向我进行了详细介绍）、格雷森·巴伯（Grayson Barber）、罗伯特·盖尔曼（Robert Gellman）和彼得·温恩（Peter Winn）。普里斯·里根（Priscilla Regan）是我在这一领域*早的导师，从各个角度来说，场景理论是里根在《隐私立法》一书中提出的隐私社会价值理论的后续成果。
诸如电子前沿基金会、民主技术**和隐私国际等组织不仅是隐私权的坚定拥护机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有关方面的信息。我*感激的是电子隐私信息**，这个网站不断宣传隐私，为任何一个想了解隐私法律和政策的人提供了一站式内容。我不知道，尤其是在对隐私更为不利的过去，是什么让马克·罗滕伯格（Marc Rotenberg）一直保持继续前行的动力。当然全世界，还有本书，均受益于他的贡献。
作为纽约大学媒介文化和传播系的一名教师，精力充沛的同事们持续地激励了我的创作，我也从备课和教授技术和隐私课程中获益匪浅。同时，纽约大学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们还帮助我收集了一些相关文献：比如迈克尔·齐默（Michael Zimmer）将一项关于车辆**通信系统隐私的研究与网络搜索相结合，并撰写了一篇关于技术和隐私的重要博客；比尔兹·耶希尔（Bilge Yesil）对监视进行了研究，进行了独到的观察；特拉维斯·豪尔（Travis Hall）寻求生物特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索伦·巴罗卡斯（Solon Barocas）从政治和哲学角度对数据挖掘和分析进行研究；丹尼尔·豪（Daniel Howe）单独编写了TrackMeNot，这是一个好用的技术工具，也是对模糊网络搜索配置文件想法的具体化。
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阿曼达·莫兰（Amanda Moran），她接受了这本书的初稿，感谢现任编辑凯特·沃尔（Kate Wahl），这本书出版的具体阶段都由她经手。伊恩·克尔、丹尼尔·索罗夫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的精彩点评对本书的改进非常有益。瑞秋·阿里多（Rachel Aridor）、蒂莫西·韦伯（Timothy Weber）和约翰·范宁（John Fanning）则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帮助。我还要感谢艾丽丝·马维克（Alice Marwick），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无法完成，她找到了关键的案例和原始文献，并以冷静的专业态度帮助本书塑形。
研究基金对本书有很大的支持：它让我有时间远离日常工作，资助我到各种会议上介绍该项理论，并从他人的相关工作中获益，支持和不同的研究人员和合作者进行对话。需要致谢的基金包括：美国**科学基金会的SRBAN-9806264“信息技术时代的社会学价值”；ITR-0331542，《敏感信息研究》（PORTIA）；CNS-0613893，《设计的科学：将社会性融入设计价值理念》；CNS-0831124，《网络信任：复杂组织过程中的隐私、合规性和信息风险》，以及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的ONR BAA 07-036（MURI），“合作政策和有保证的信息共享”。
长期以来，这个项目一直受到苏·卡斯塔涅托（Sue Castagnetto）、露西（Lucy）和吉尔·哈曼（Gill Harman）的关注和鼓励。拉达·赫格德（Radha Hegde）是我的朋友兼同事，她坚定地认为本书可以完成，并在无数次的聊天中鼓励和支持我。
本书献给我的家人，以示我的爱和感激：彼得·萨纳克（Peter Sarnak）、达娜（Dana）、佐伊（Zoe）和安（Ann），他们用爱和宽容支持我，让我得以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的姐妹们，莉迪亚·波隆斯基（Lydia Polonsky）和雪莉·埃利希（Shirley Ehrlich），她们为我加油，为我能持续工作承担了巨大的责任；还有我的父母，罗丝和迈克·尼森鲍姆（Rose and Mike Nissenbaum），感谢他们坚定地从各个方面一路支持我。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引 言 **部分 信息技术的力量与威胁 **章 持续性地追踪与监视 第二章 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大型深度数据库 第三章 无处不在的传播能力与无所遁形的发现能力 第二部分 对主流隐私进路的检视 第四章 隐私中的价值 第五章 私领域中的隐私 第六章 公共领域中的困境、悖论和隐私 第三部分 场景一致性理论框架 第七章 场景、信息规范、行为主体、属性和传输原则 第八章 以善之名，打破规则 第九章 场景中的隐私权利：理论框架的适用 结 语 译者后记 中英文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