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拯救民族衰亡,启蒙国民“自觉”,论及“立人”时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强调接纳世界之新近思潮,继承传统之有益血脉,两者聚合一体,“别立新宗”,方可使“沙聚之邦”的古国,转为“人国”,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从自我个体的视角,鲁迅亦深切感受到:“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 于是,觉醒的鲁迅敞开胸襟,以充满自信的“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以广博厚重的中国经验,“同化”对象,拓展新路。鲁迅曾给几位现代名人寻出“家谱”:“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那么,鲁迅自己呢?1932年,他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诗学论著所写的“题记”有以下之语:“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这,亦可成为寻索鲁迅哲学思想的导向。 拙著取名为《哲学的鲁迅》,并非去论证鲁迅是位哲学家,而是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他,企望能“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关联。如与严复的哲学、社会学译著(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卢梭哲学、与尼采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等的关联等,追索其内在血脉之贯通,融合新知之悟觉;力求阐明鲁迅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及其相应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