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清代云南地区改土归流更是影响巨大。其中,既有清王朝“以汉制汉”的经传,也有“以土治土”的纬略,更有流官土司“互为掣肘”的御术。这一段历史无论打上何种“滤镜”折射的烙印,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结果,即对于中华民族西南疆土底定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法学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形成的凝聚民族大义的尊严感不仅可以从土司制度碎片化的整理中发现多民族大一统的观念,而且可以从清王朝官方体系化的实录中体悟多民族大一统的夙愿。云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司与清王朝之间围绕身份、权威、实益的博弈,终从属于建立大一统的民族尊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云南土司地区反对外来势力自发的抗争、抗日战争期间土司自觉组织的抵抗,无不说明中华民族是一家人的民族记忆早已成为疆域内外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