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于“皇权”“宰相”“吏胥”“取士”四个方面，选取祝总斌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十余篇，论述中国古代政权与学术的一些特点，对中国古代的*高权力、**治理、官吏来源等重要问题探微发覆。此外，还收录作者关于《史记》的文章四篇，文中对《史记》书名的由来以及司马迁的“崇儒”与“颂汉”问题提出独得之见，体现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刻理解。 本书由陈苏镇教授撰写导读，通过研究实例，介绍了祝总斌教授“厚积薄发”“精细读书”“论从史出”的治学特点。

导 读 陈苏镇 本书所收17篇论文，是从祝总斌先生生前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选出的。我们按内容将其分为五编，并分别拟题为“论皇权”“说宰相”“评吏胥”“谈取士”“读史记”，以便集中呈现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祝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些文章，我之前大多读过，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现在重读一遍，如同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依然感到很有收获。下面，我简要介绍这五组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并对其中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略做说明，供读者特别是刚刚步入史学大门的青年读者参考。
**编“论皇权”包括三篇文章，集中探讨秦汉以来皇权的发展趋势。祝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当时学界的普���看法是不断加强，而祝先生认为是不断削弱。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为这一判断提出三方面的根据。一是皇帝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行使权力时会受到各种政治制度的制约，而这些制度正是历代士大夫们为“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的产物。二是随着制度的发展，皇帝下达诏书、发布命令，所受限制越来越多。如魏晋以后，诏书须由中书省起草，还须经门下省审署，并有权提出异议。唐以后，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署，便不得称诏敕。明清两代的诏书则由内阁或军机处代为起草。多数情况下，是内阁或军机处先对六部、百司的奏请文书进行批答，然后上报皇帝批准。这一制度使皇帝行使权力受到更多限制。三是明清所设六科给事中，负责对诏书进行详审，发现不妥，可以封还，从而又增加了一层限制。
在君主专制权力的上述发展过程中，“人治”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渐缩小，“法治”的比重则相应增加。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机器的运行机制中。《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监察、谏诤、吏胥、人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这一机制的运行方式和特点，具体描述了统治集团如何通过诏敕下达，各级官府遵照执行或据以颁发各种官文书，及各地各部门向上反馈信息等方式，推动**机器的有效运行。
《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则揭示了太后临朝称制现象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原因，指出在幼主即位的情况下，与同姓**和异姓大臣相比，皇太后具备“极力维护幼主君位”的主观条件，而且更加名正言顺。
第二编“说宰相”包括四篇文章。《说宰相》是一篇知识性的短文，基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研究，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过程。另外三篇则分别讨论西汉、唐初及明朝的宰相制度。祝先生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早已是大家熟悉的史学名著。这几篇文章是对该书的补充和延伸。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归因于君权、相权之争。祝先生“以为不然”。《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仔细分析了传统观点所依据的史料，证明西汉的君相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因而皇帝没有削弱宰相权力的动机。进而指出，西汉改革宰相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一方面，选拔有才干的士人置于左右，以尚书台为**，建立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令其协助皇帝制定决策。另一方面，建立三公鼎立制度，让三位宰相分工负责，以便更好的处理各种日常政务。唐太宗时，尚书仆射、侍中和中书令作为宰相，因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于是出现“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的制度，“参议朝政”“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都成了宰相头衔。流行的观点也认为，“皇帝要抓权”，故借此分散相权。《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对此提出质疑。文章首先以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宰相为例，证明太宗对他们信任有加，不存在嫌其权重的问题，进而指出太宗此举“主要是为了广泛任用人才，使之参与宰相事务，以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一文，主旨是证明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而是秘书咨询官员。理由是，明代以前的宰相都握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只有议政权，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基本等同于过去的秘书咨询官员。无论内阁是不是宰相，明代**政权的运行方式和以往不同，应是事实。
第三编“评吏胥”由两篇文章组成。所谓“吏胥”，也称“胥吏”或“吏”，指官府中负责经办各种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是从普通百姓中选拔录用的，地位卑下，但握有一定权力，为**机器的有效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指出，胥吏制度虽有许多弊端，因而屡遭抨击，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又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唐宋以后，**为了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不断颁布大量的法，要求各级官员严格遵守，不得各行其是。但科举出身的官员，熟读“四书”“五经”，具备较高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对狱讼钱谷等日常琐事和与之相关的大量法、例却比较生疏。吏胥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长年在基层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对相关法、例的熟悉程度远胜官员。因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负责查找和提供相关法、例并提出初步处理建议的是吏胥。官员做出判断时，不能不受吏胥的影响。因此，吏胥具有督促官员奉行王朝法、例的作用。但其政治、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知利不知义”，容易发生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现象，故被置于官员的严格管束之下。二者互相制衡。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将吏胥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两汉阶段，吏和官身份无别，故“吏”“官”二字内涵相同。士人从基层小吏作起，可以升至二千石、三公等高位。魏晋至唐宋阶段，吏和官出现了身份区别，并逐渐加深。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是“君子”，世代高官，庶人是“小人”，多任吏胥。吏胥的身份因此下降，受到歧视。到了唐宋，科举出身的官员队伍取代士族，继续担任各级官员。吏胥则由普通百姓充任，大多不学无术，“不知大体”，总体素质进一步下降，身份地位也随之下降。及至金、元、明、清，“吏职”和“官职”变得界限分明。金、元重视军功与吏事，吏胥的身份有所提高。明、清继承了吏职、官职明确区分的制度，同时规定充吏是服“役”，与官员之“仕”截然不同，致使吏胥身份进一步低落。
第四编“谈取士”包括四篇文章。《〈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对东汉太学生曾有“三万余人”一说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的太学房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三万”可能是“三千”之讹。另外三文所论，都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取士制度。近代学人对这一制度几乎全持否定态度，甚至斥为愚民政策。祝先生则认为，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指出，科举考试原以“五经”为主，明清的八股考试则以“四书”为主。这一变化降低了考试难度，吸引大量平民努力识字、读书，摆脱文盲、半文盲状态。加之在“乡试”外增加了“童试”，使科举出身的士人数目，从之前的数十万人骤增至二三百万人。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得到很大提高。
《“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系统梳理了科举考试从重“五经”到重“四书”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文章着重指出，宋代选拔官员更看重“思想道德品质的好坏”，强调“退小人”，“用君子”，程朱理学由此而生。“四书”及其章句、集注简明扼要，逐渐发展为理学的基本教材，成为士人“明天理，灭人欲”，使“心术群归于正”的有力手段。“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则对八股文考试的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这三项内容做了系统论述。明确指出，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是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后确定、沿用下来的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了陷士人于愚昧无知，而是力图以此培养、选拔能掌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以巩固自己的江山。
第五编“读史记”有四篇文章。《〈史记〉导读》是一篇通俗的介绍文章，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二是《史记》指导思想，三是《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四是辨明《史记》中存在的某些非正统思想。另外三篇都是研究论文。
《说“史记”——兼试论司马迁<史记>得名问题》是一篇考证文章，主要内容是用史料证明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史记》”，都应理解为“史《记》”或“《史〈记〉》”，亦即史官所作的《记》。而“记”则是当时国史的通称。司马迁的《史记》原来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等，直到东汉末年才被简化为《史记》。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围绕《史记》是“崇儒”还是“以正相反的‘异端思想’为指导”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三个观点。一是肯定《史记》符合儒家思想，其主旨是为西汉独尊儒术的政策张目。二是《史记》否定“天命”和批判“仁义”虚伪的说法，看似违背儒家思想，实则“是在极力宣扬、体现儒家思想”。三是《史记》“崇势利而羞贱贫”、“退处士而进奸雄”，确实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但不能因此将其视为“与儒家思想对立的‘异端’”。《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则对《史记》“旨在揭露、批判汉武帝”，是“反对汉代专制统治之作”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司马迁一生追求“事亲孝，事君忠”，即使遭受宫刑后，也未改变对汉武帝的忠诚，《史记》的基本政治倾向则是歌颂、肯定汉王朝、汉武帝。
上述文章深入探讨了和中国古代**权力结构有关的五个问题。初学者研读此书，不仅可以获得相关知识，还可体会祝先生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祝先生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一文中，总结他一生从事科研与教学的经验，提出做学问应“厚积薄发”，“精细读书”，“论从史出”。这几点在本书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所谓“厚积薄发”主要指知识面要宽。祝先生一生勤奋读书，除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外，在目录学、文献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也下过功夫，对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有所涉猎。就本书内容而言，涉及的时代包括秦汉、魏晋、唐宋、明清。我们知道，祝先生*为熟悉的领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其一生授课和发表论著大多在这一时代。但当论及唐宋明清的问题时，他同样可以熟练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史实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从而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此宽广的知识基础，在当代学人中并不多见。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驭像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和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吏胥制度、取士制度等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问题，并得出系统、深刻、全面的结论。
“精细读书”是老一代学者经常教导我们的话，意指读书特别是阅读原始资料时要重视细节，抓住有价值的小问题深察、深究。本书的许多精彩之处，便是祝先生“精细读书”的结果。如《史记》载：丞相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对此颇为不满。这条史料常被用作“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证据。不去深究其他相关记载，仅依据此类言辞夸张的材料发议论、下结论，也是学界常见的做法。祝先生不是这样。他全面搜集了涉及武帝与田蚡之间关系的材料，并加以客观分析，指出田蚡是武帝“尊儒”的重要帮手，得到武帝的重用和信任，作为丞相举荐二千石官也并未越权，武帝对田蚡的不满则另有缘由，并非嫌他权重。又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做《史记》的目的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具体方法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有学者从字面理解，认为“六经异传”指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解说，“百家杂语”指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祝先生结合上下文及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六经异传”应指六经各传中“用以诠释经文的不同古史传说”，“百家杂语”则指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各种古史传说”，司马迁所欲“整齐”的，是这些古史传说，而非儒家内部和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掌握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轻率解读史料，也常能帮助我们从常见史料中发掘新的历史信息。
“论从史出”是祝先生特别强调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前，“以论代史”在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祝先生从那个时代走来，曾身受其害，因而对其弊端有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后，大环境变了，祝先生便努力追求“论从史出”的境界，“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本书的内容处处体现出这一研究路数。如：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权力总体上在不断削弱；宰相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君权和相权之争，而是提高统治效率；吏胥制度既有弊端，又不可或缺，为**机器的运转发挥着特殊作用；八股取士之制，受到的批评很多，但对当时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满足**对统治人才的需要，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史记》的指导思想是歌颂汉王朝和宣扬儒家思想。这些宏观的“论”，都是从具体的“史”中分析、归纳出来的。而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证，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历史学未必只是史料学，但首先是史料学。通过对史料的处理，在史实层面推陈出新，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
以上是我重读祝先生文章的一点体会。挂一漏万，不能充分揭示其学术价值。读者诸君可自行研读、体会、揣摩。

目 录 **编 论皇权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 003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 026 古代皇太后 “称制 ”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 / 049 第二编 说宰相 说宰相 / 065 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 074 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 / 096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 ———兼略说明代以前秘书咨询官员权力的特点 / 108 第三编 评吏胥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 127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 / 152 第四编 谈取士 《后汉书 ·党锢传》太学生 “三万余人 ”质疑 / 189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 196 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 / 207 “四书 ”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 238 第五编 读史记 《史记》导读 / 255 说“史记 ” ———兼试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 267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 / 281 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 / 305 002 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