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是初步入科研岗位的我于2013年申请下来的**个科研项目。那时戏剧理论界还未有中国戏曲批评史方面的专著诞生,所以,能够申请下来
这个项目,当时自己也是踌躇满志的。那时刚从戏剧批评研究方向顺利毕业的我,没几年就被热闹而即时的戏剧评论裹挟、牵引,非常需要这样一部以历史为沉淀、以戏曲批评为专门
对象的学术性研究,来参照我对戏曲实践的判断,而且,也期待通过这部书稿给始终谆谆教诲我的导师马也老师交上一份答卷。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曾经让自己踌躇满志的书写任务,从申请立项到得以付梓,竟然还是花掉了长长的十年,其间的波折坎坷几乎让我产生放弃出版的念头。
以史出发,从历史的回响中反思当下,其实是我对这部《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的创作初衷。然而,研究当代史是个难题。很多距离当下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虽然早已熟知,但是对事件的辨析却需要以更接近真理的目光去重新审视。比如对延安平剧研究院 1943年那次对阿甲批评的再思考;比如对1949年11月梅兰芳“移步不��形”风波的再思考;再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这一定义的重新思考,等等。但凡思考,就无法回避一种学术思维的主观性,尽管这种主观性是从线索清晰的史料中去发现事实,是在辨别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是,对主观和客观笔力的摇摆始终困扰着我。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的*大意义究竟何在?我想,是通过研究曾经的历史,给予当下的人和当下发生的一切以参照和启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与今天的连接,以及历史和当下的互证性。而我以为研究历史*有趣的空间就在于:面对历史中的人和历史中的事件,做出不回避主观性的再评价。我甚至认为,学术的延伸,或者说学术的差异性,就藏在每一个个体研究者那些隐秘的主观性之中。对主观性,我甚至是顶礼膜拜的。其实,主观性无处不在,因为每一个文字的落笔就来自个体思维,虽然,历史如何叙述更多时候取决于叙述者的立场,但思维还是来自主观意识。古往今来不同时代的人,由于获取信息管道的宽窄不同,时代空气的稀薄不同,理性与狂热的权重比不同,乃至于认知与观念的不同,都决定了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而不同的主观性,就是我*感兴趣的生长点。
从1949年到2000年,乃至于21世纪前20年的戏曲批评历史,基本上聚焦于戏曲改革、戏曲现代化、戏曲的传统与创新、戏曲危机、戏曲的市场等这些问题上,尽管问题一个接一个,但是我在撰写的过程中还是越来越清晰了一个认知:对戏曲发展规律是重视还是抛弃,决定着半个世纪以来,被高层欧令、**导向、时代浪潮裹挟的戏曲批评价值的高低,这大概得益于自己近年来对张庚先生理论的点滴研究。1957年,张庚先生在《戏曲研究》发表了《试论戏曲的艺术规律》一文,他从中国戏曲形成和发展阶段歌舞的综合戏剧化、技艺的杂糅性、说唱文学的叙事性三个特点与戏曲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来探讨戏曲艺术的规律,并认为“规律性的研究的确是很重要的:拿戏曲来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它的表演原理,剧作、音乐结构、舞台美术各方面的原理,那么我们在整理传统、发展传统以至创造新艺术方面就会做得更好,就会免去走很多弯路,就会减少许多粗暴和保守的争论”。可见,了解戏曲规律是在谈论传统与创新之上的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杜绝戏曲发展中粗暴或保守的**方法。但是,1957年张庚先生的认识并没有在当时获得足够重视,相反却是在今天才被更多的人一再重提。因为,当时代的潮水退去,人们发现真理不一定是高光里的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声音,它也可能是在阴影中被遮蔽、被掩埋的那一个。而剥离现象看本质,对规律性的研究是任何领域的学术成果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标准。
所以,我对这部《新中国戏曲批评史(1949—2000)》的撰写,就是希望在半个世纪庞杂的史料中,不回避自己的主观性,将历史脉络中的问题放置在自己的理论坐标下重新咀嚼,
力图凸显出时代背景中的问题表象,以及问题表象下事件的本质,同时对戏曲发展的规律多一些认知。当然,尽管初衷如此,却并不一定能够做得好,一切都留待同仁批评指正了。
在该书稿即将付梓之际,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在我**个学术十年帮助过和鼓励过我的老师们,他们是龚和德老师、马也老师、傅谨老师、汪人元老师、王馗老师等,是他们在我困惑的时候不断给予我学术的信念和人生的指点。同时,也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总编辑王红老师,以及编辑贾茜老师为这本书稿的出版付出的努力,没有她们,就没有这本书稿的如期
出版。
当然,所有的感谢都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感恩的心必将化在下一个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希望自己不辜负!
张之薇
2023 年 5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