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是中国**电视台*具深度的调查性报道栏目。
十几年来,这个栏目如何产生、发展并走到今天?这些活跃在媒介前沿的新闻人,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思考与探索?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背后,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读者从本书中可以看到电视新闻人的生存状态、采访经验、理论探讨以及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轨迹与缩影。

杨伟光 新闻需要“度”的把握
广东梅县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年任**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自1992年先后开创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热点栏目,并推出了一系列电视改革措施。现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赵华(以下通称记者):您是怎么来的**电视台?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当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调你到**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的同学就在**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所以第二天在艾知生部长门口等着,说你们再研究一下,现在我到**电视台不合适。**人民广播电台那时也需要我,当时正台长和另外两个副台长是老同志,都下来了,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副台长,我一走就剩一个人了。
记者:当时调您到**电视台是当台长吗?
杨伟光:当副台长,主管新闻。领导的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领导让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允许我带一个人一起过去,那就是后来的副台长沈纪。
记者:刚上任的时候,主要做些什么呢?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3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和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又有声音又有图像,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等第二天呢?我说当天的新闻必须当天播出。后来发展到,下午5点开始的新闻,6点或者6点半结束的新闻,都当天播出。如果是刚收到的消息,前面加上“各位观众:现在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
1985年以前是没有的,那时是头**的新闻第二天播,都是这样的。
记者:这种改变是您来这儿多长时间开始的呢?
杨伟光:估计一年就改了。我到了两个月后写了一个报告,**篇就是《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有一系列的目标、要求、措施,都提出来了。
过去我学的是报纸新闻学,我觉得电视新闻应该讲究时效。但是20世纪80年代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就想,能够突破的时候应该大胆地突破。所以我认为,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记者:那1993年之前有哪些值得总结的?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四个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议论纷纷。
**个亮点,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了,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6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因为这是世界性的新闻,是全世界重要的新闻,而且用了6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哀悼,再后面是胡耀邦,胡
耀邦那时是总书记。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应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电视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接着说您下面的几个亮点吧?
杨伟光:第二个就是汉城亚运会。第十届亚运会那时卫星传送很不发达,广播因为当时可以直播,大家都听广播。电视一般第二天第三天才把录像传回来,再播出。1986年卫星非常少,但是已经开始有了。
那次我们下决心,这次电视要不一样,电视的新闻速度一定要超过广播。这是我们出发前的一个目标。
*后**谁是**?当时估计我们**,这个新闻我们一定要先发。为了做这个,虽然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但还是从汉城到**电视台租了一条专线,那边拿起电话,这边就响了,不用拨打。电台不一样,还是搞长途电话,拿起电话以后,首先是韩国的国际台,然后转北京的站,然后转到**电台的总机,然后再到体育部。而我们是拿起电话就是北京。
第~块**是自行车1万米的接力比赛,这个**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即使拿不到,消息也要整体报出来。我们台有个记者是朝鲜族人,他在终点的地方备有~部电话。我说你去了以后先跟韩国的工作人员讲朝语,跟他们搞熟。他去了.以后,韩国的兄弟说你有什么事情随便说,可以帮忙。结果我们的自行车队**个到达,他拿起电话,说拿了**了。当时一说**了,我们马上就写成稿子了,但是很担心,准确不准确?我要传给体育部副主任,我说收到消息了吗?说还没有收到,我说估计不会错,发。**个报道:中国拿了**块**。我们发出了半小时以后,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才发这个新闻,实际上我们发新闻的时候,现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后边比赛还在跑,这是与现场直播同步进行的。后来只要现场中国队拿了**了,我们都**个马上传回北京,然后加图像新闻。所以弄得广播电台没辙了,这次大家都看电视。这是第二个亮点。
第三个亮点,是1985年人大常委会讨论关于企业破产问题。那时候国务院要通过一个《破产法》,在人大引起了很大争论,领导上有不同意见。后来社教**的同志找我,说我们想把《破产法》弄出来,是不是允许我们采访?我说这个新闻能不能播出,我们没有把握,也可能播,也可能不播。我说我支持你们去,因为这个事情人大争论得很激烈。都拍完了,先送给副委员长看,他不敢拿主意,说这个事要播出的话,得请彭真委员长看。彭真看了,说挺好,可以播。结果一播出,影响很大。
第四个呢,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在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我们觉得这届人大*后一次会议一般不会做什么重大决定。但是当时**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把国内和国际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一些疑问,比如中国还是不是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应该通过这次会议向大家宣传。所以我们安排了8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说电视这种发布会,一般是外国人提的问题不能说,只是简单的说说,发*一般的短新闻,现在你要解疑释惑怎么办?*好的办法是**领导讲什么让全国人民知道,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这8次座谈会的现场录制下来,然后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广电部马庆雄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改,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人民应该有知情权,所以你要让人民知道。这一下子人大又翻过来,说可以。但谁来定稿?说广电部负责,出了问题打广电部。后来我们找了三个人,一个副总编,一个是外县的副局长,一个新闻局局长,三个人当顾问。因为还有新华社传回来的,看哪些不合适,两边一对,就编了。结果一下子连续8天,每天这么播,引起了极大轰动。
我们心里想这样行不行?一直到3月12号植树节,领导说这几天是电视热,记者招待会,很好。那次震动很大,实际上我知道我们冒得风险很大。
记者:有没有打“擦边球”的问题?
杨伟光: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一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还有记者问他,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你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有何评论?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当时,这在全国影响很大。
记者:对电视新闻的改革,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杨伟光:我是1991年底担任台长,1992年我就把第四套节目开设起来,原来只有三套节目。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是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他说你考虑考虑。
当时以我的思想,这个提议当然符合我的想法,我一直认为新闻应该是电视台的主体。当时**电视台存在两大争论点:电视台应该是以新闻为主体还是以文艺为主体?所以当时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新闻是骨干,是主体,这个要明确,虽然每天播出的时间不一定*多;一个就是你是新闻单位,新闻节目必须增加,这个也要明确。对热点问题,我们也有些经验了,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但《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我想如果这次是**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要求来做的。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文件,里面把这个写到了。就是新闻媒体要找热点,找工人、农民、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来平衡心态,解决一些矛盾。这么一出来以后,从我的心态上讲,很希望这样做。现在给了这个口径,我认为可能对以后是个机会,是个机遇,是抓住它还是怎么办?当时决定还是抓住它,首先作为新闻单位的定位,先搞起来。
那年3月1号,**次由每天四次新闻变成了7点、8点、10点、12点、14点、10点、18点、19点等整点新闻,前后共12次。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当时情况是这样,整点新闻节目搞起来后,还要策划一个栏目,实际上是现在《东方时空》这个栏目的*初策划。结果他们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开始并没有送到我这儿,而是送到沈纪那边。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样说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所以你们不要搞了,回去再多出几个题,拿给我来看。他们回去后又出了至少十几个题目,见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圈了一下,说就这个吧。因为当时看到“东方时空”,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好,“东方”象征着东方的文化,“时”是一种历史感,一种厚重感,“空”是无限的开阔,保有量特别大。这样就定下来了。结果根据这个名字做的片头很成功,这些不是我的功劳,都是他们做的。
记者:那时的编播队伍、工资等怎么办?
杨伟光:搞这个《东方时空》,*初台里出了7个人,是台里的编制,可几人人不够,要台里再出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采用招聘的办法。可招聘的时候,工资怎么办?分房子怎么办?职称怎么办?跟台里一系列制度都产生了矛盾冲突,而且很尖锐。那时工资多少?规定了是两百八。可那时候台里的清洁工也两百八。我说两百八怎么行?那时候招聘来的*低学历是本科生,你结果这样,不行。他们说按规定是这样。我也不能说不按规定。然后是工作证问题,有没有**保险等问题,说这些聘用人员没有**保险,不能提干,不能入党,不能分房子。我说我们招的人都是很**的人才,应该是一种用工制度的不同,不应该用是不是台里的职工来看待。那时内部是**下发的钱,后来说没办法了,僵在那里了。
后来我说要改革,现在不是提倡改革吗?改革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就分组讨论,大家同意改,就是一种新的用工制度。新来的可以入党,可以评先进,可以评职称,可以提干,提到处级。群众思想还是有那个旧观念,有的老职工水平不高,下去了说“某某他不是台里的”。我就在台里公开说,我说怎么能这样呢?这只是用人制度不同。
但当时钱怎么出?没法出。广告费给他们用,可广告很少,我说这样逼你们把广告办好,我给你启动资金。报告书上说要20万,我说你一百多人20万够吗?反正台里给启动资金,以后靠广告,广告上的收入可视情况多发,甚至比台里高都可以,实行按劳付酬,不要搞大锅饭,我说敢不敢?后来他们说敢。我说敢就行了。结果广告节目办得好,广告收益不断攀升。他们的钱是放在公司代管。这些都是改革。
所以《东方时空》改革并不是一个节目的改革,实际上是各个部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行政各方面都要改革。这是很深刻的。
记者:《东方时空》整个节目是怎么设置的?
杨伟光:《东方时空》有4个小栏目:《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和《焦点时刻》。《焦点时刻》是上面领导要求抓的热点问题,我们*担心的也是这些。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我们每天起来就是看《东方时空》,有问题打一个电话,中午修改。4个节目一个个定位。《生活空间》录了很多小歌星,还有《东方之子》,我看了说不行,《东方之子》应该是对中华民族贡献大的才是“东方之子”,那些大科学家,政界、人大常委,多是很有成就的,不要搞年轻人,当然全国劳模还是可以的。我说搞一个样式,一年l2个,从今年开始,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搞了系列。
……

自序
杨伟光 新闻需要“度”的把握
孙玉胜 调查,是把未知的意义告诉观众
庄殿君 新闻的人锐气
张步兵 首先是好看,然后才谈开掘意义
王坚平 信息量、调查路径与电视语言
夏骏 一个人能做什么事,有偶然也有必然
刘春 《新闻调查》有点儿像“水泊梁山”
赛纳 “新闻工厂”与“探寻事实真相”
张洁 *大的敌人是我自己
钱钢 《新闻调查》需要很长生长期
王利芬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王志 不会质疑的记者还是记者吗?
董倩 任何一次采访,对我都像探险
于丹 媒介的角色是担当理性秩序的重建
叶凤英 冲在**线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
朱羽君 坚守这样的阵地不容易
麦天枢 有历史智慧才能有正确与**
展江 调查性报道的实质是为了公众利益
陈昕 新闻媒体的价值中立与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