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5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写道:“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在此八年前,作者完成该书手稿时,曾作《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内有名句“《千秋鉴》借《吾妻镜》”。诗中,作者将《日本国志》比作日本史籍《吾妻镜》等,明确表示欲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进行改革的远大志向。1896年,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言及:“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日: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今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笔者按:即甲午海战之败、《马关条约》辱国)也。”
《日本国志》开宗明义就提到了被中国认为是蓬莱仙境的“海外三神山”,再看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王勇《日本文化》、郝祥满《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等诸多书籍,凡提到日本文化起源,必定会言及“三神山——不死药——徐福东渡”这一带有中日两国“共识”的历史问题。有关蓬莱山、不死药、长生的长寿理念关联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不可小觑!日本铜镜中体现长寿理念的蓬莱纹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两国的关注。铜镜的功能在中国基本上是实用,在日本却是实用与供奉并列。作为文化交流载体的铜镜,从“徐福东渡”至今的二千二百年中,从未间断它在海上传递的步伐,我们有大量的实物可以为证。
一百多年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日俱增,而国人借鉴东瀛扶桑的步履依然艰难。
人间总有些说不清的因缘。2008年4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画家、世界和平卫士平山郁夫先生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平山郁夫先生建议为在二战期间保护日本京都、奈良古建筑做出贡献的中国**学者梁思成先生在古都奈良建立纪念铜像一事,贾主席对此表示了感谢。此事被称之为中日友谊史上的又一新篇章。
王纲怀先生与我都曾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在清华不分年龄大小,一直是以学兄学弟相称。王先生于1958年考人土木建筑系,比我入师门要晚18年,算是我的学弟了。尽管他后来所学的专业有所调整,毕竟都曾在梁思成老师的教诲之下,所以又是同一师门的师兄弟。梁老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曾尽力挽救过日本的两个古都,王纲怀先生学土木建筑而致力于中日文化研究、交流,与恩师梁思成同样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借用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文化属于全人类。”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很高兴地看到清华人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而作出的努力。
王纲怀先生在退休以后,“学超所用”地关注文物与文化,他独具���眼,非常重视“物是文的载体,文是物的灵魂”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短短的8年中,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的后四年,完成了十余篇涉及到镜文化的论文以及《三槐堂藏镜》、《唐代铜镜与唐诗》两本专著。在看了本书原稿以后,我认为,王先生又上了一个台阶。日本和镜是一个历史性与文化性都很强的文物门类,王先生长于抽丝剥茧、提取精华、抓住主题、有序归纳,终于修成一段正果。蓬莱纹的主要元素是仙山、大海、鹤、龟、松、竹、梅等,组合来组合去就是这些内容,一个简单的常用办法是按年代分类,却难避干篇一律之感。此书知难而进、独辟蹊径,在综合了近八百年来蓬莱纹和镜的各种资料后,以摄影师的取景角度,将其分成全景、广角、标准、望远、局部等五个视角,并对应地冠以巨鳌背山、多见山势、以石代山、近在山中、突现主题等五类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