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吃定老外
1.怎样向老外说“不”
商务交往中说“不”要有场合和条件,还要有艺术性,否则会让对方失望。老说“不”的人会被认为难于交往,对于做销售的人来讲这可能直接导致商机的丢失。但是不能不说“不”的时候就只能说“不”,那就明白干脆一些。有时说“不”,不仅会受到尊重,而且会引起对方的兴趣!究竟何时说“不”何时不能说,对谁可以说“不”对谁不能说,这要凭经验。
说还是不说“不”
不要随便和人说“不”,不要和自己潜在的买主说“不”,不要和谈判对方的大老板说“不”,就像不能和自己追求的女孩子说“不”一样。
一般来讲,什么时候说“不”,什么时候不说“不”,得看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卖方的时候,不应该说“不”,当买方时就可以说“不”,因为不说“不”就会引起很多麻烦;求人时不能说“不”,而被求时就可以说“不”;自己着急时不可以说“不”,对方着急时就可以说“不”,以增加自己的要价;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能说“不”,有备选时可以���“不”。
具体说来,和法国人尽量不要说不,因为他们比较爱面子,要给以面子。和西欧**家族或有王室背景的成员尽量不要说“不”,也是这个意思。跟阿拉伯**的人少说“不”,因为大部分时候没有下文,说不说“不”都无所谓,那又何必得罪他们呢?和日本人也*好别说“不”,他们表现得都很规矩,倾听时一口一个“哈依”,既然他们跟你老说“是是”,你干嘛说“不是”呢?和美国人则该说“不”就说“不”,因为他们习惯如此,如果他和你说“不”,你为什么不能说“不”?
不说“不”并不意味着同意,含糊其辞是一种策略,只是让对方感觉好一些,觉得你这个人可以交往。实际上大部分场合的承诺都是不了了之,不置可否则是会谈中常用的方法。
那次我和美国纽约的一家投资公司会谈就是如此。当时我希望搞清对方的背景和他们在我们的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对我**的公司表示了兴趣,介绍人又说他们是一家很有钱的、可以参股的投资公司。可是当介绍到合作方式时,我却感觉他们更希望做中介,为我们**的公司提供上市服务而不是作为战略投资者直接参股。于是在会谈结束时,我特别明确地问:“你们究竟想在这个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合资人还是中介?”
结果面对一桌子人和我这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那个把领带像绳子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胖胖的犹太人转过头、挤眉弄眼地说:“我早上是父亲,中午是儿子,夜里则成为丈夫!”
大家哄笑之间,我知道他很巧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一些这类的公司根据不同的项目会扮演多重角色。 能不说就不说“不”
一次和阿拉伯一个**的大使会谈,那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东**,大使开场白却对我说起该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事。我以为听错了,盯问了两遍,大使便面带不悦,一个电话就把他的翻译叫来了。结果他和翻译说的阿拉伯语,我更听不懂,翻译成中文又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依然用英语和他对话,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我再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听不懂的也只好不懂装懂,因为毕竟大使代表一国元首,到哪里都是受尊敬的人物,我不能让他觉得我认为他英语不好。但是他的口音实在太重,说出来的有的是英语有的不是英语,连我带去的既懂阿拉伯语又懂英语的同事也对他说的一些话搞不清楚。
在介绍我所在公司的时候,我向他说明这是一个金融性的机构,既作投资也有生产型企业,又是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的结合体,而这种什么都做的公司确实在一些**并不多见。所以大使听后也是一头雾水,问了我三遍,中信究竟是企业还是银行?我知道言多语失,如果我一开始就只从生产或者金融的某一个角度去介绍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不是每个**都有像中信这样的公司,尤其对较小的阿拉伯**,说多了以后反而让他觉得有吹牛的嫌疑,所以在临走时灵机一动,我把他拉到门外走到院落里,从树缝中能看到京城大厦矗立在那。我告诉他,亮马河对面的大楼就是我所在公司的总部,是他真正的邻居。
大使*终相信中信是个不小的公司,于是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带他们**来访的部长拜会我们。而我们对这种礼节性的访问比较头疼,因为这样的高层代表团既要见我们的高层又没有实际业务,总公司领导不愿意多见。我明知道不好办还是应承下来,毕竟是我们在推销自己,不愿意说“不”,以免给他一个难于办事的印象。
果然,至今他也没有带部长来访,没给我添麻烦,但我当时如果说“不”就白白得罪他了。
该说“不”就说“不”
有一次,我和我们公司内部的投资者去辽宁考察两个项目,安排日程的时候就一波三折,因为那两个项目的管理层不够热情,没有提供多少材料,也没有什么安排。投资者不想去了,他告诉我,去外地考察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是对方负责接送和安排当地的食宿。
于是我说,条件不好的项目的管理层,往往在接待上多下功夫,尤其是受政府支持的项目。他们把招商引资当成一个任务,也为此肯花他们的预算,但是项目本身好坏就很难说了。作为投资者,他们要的是项目的回报,而非接待的热情。我介绍的项目公司牛得很,既不接送,也不安排当地的食宿,但他们连续多年盈利,未来利润预期很好,会给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所以受投资者的追捧。去谈判的投资人很多,他们没那么多用于招待的时间,也不想花那么多的招待费,投资者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
我这样实话实说了以后,我们公司的投资者反而去了。因为他知道好的投资项目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受人追捧的,就像投资者受人追捧一样。
不得不说“不”
我们有一次接待的投资者则是个另类的例子。
那是一家法国大型的传媒集团,董事长和总裁先后离职。董事长在加入一家私人银行后,到中国来访问,对我们正在做的、需要投资4000万的媒体项目表示很有兴趣,但是回国之后,对我发去的电邮全然不理睬,两个月后让他在香港的伙伴突然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说他派来了前总裁,人已经在北京,第二天就要和我们谈。我知道这种突然约见的方式,并不是法国人的习惯,对于按部就班的法国商人来说,一个跨国的约会,往往提前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就开始约定。因为这是一个按照日程表行事的民族,如果说他已经万里迢迢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要和我们谈的话,只可能是两个原因:或者其他的约会被取消,拿我们填补空缺;或者他临时想起我们,既然到了北京,就应付差事,顺便谈谈。总之,经验告诉我,他们并不是为我们的项目来的。
前一次我们会谈时,离职董事长告诉我,他来中国两天,其中**去山西平遥了。我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士,来中国只是一般性考察,而游玩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到我们公司谈判是为了回去给董事会一个交代。这就像我们一些出国的考察团一样,主要目的是游玩,顺便见一下当地知名企业,交换个名片,以便回来写出差报告。
这次接待的前总裁更牛,进门后大大咧咧坐下,面对我方一桌子人,拿出我给他们发的两页项目概要,不耐烦地抖着说,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吗?一脸的傲慢。我看到他接到别人的名片就随便地放到桌上,连礼貌的寒暄都没有,犹豫后还是把我的名片给他了,毕竟想知道谈判对手的背景。结果他拿过来也只是放在桌上,同样不给名片。
这时,我已经有些不高兴,因为法国人一般比较礼貌,没有名片会特别说明一下。于是我很不客气地问他:“你有名片没有?”结果他假装无辜地说:“什么是名片?我不是来此地了吗?”好像他来公司谈判是对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也就没好气地跟他说:“我们的材料是给投资者的。”暗示没把他这样的人当成真正的投资者。结果这家伙气急败坏,更粗鲁地用法语对他的同事讲:“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我现在就拿出4000万吗?”
那时我真想告诉他,他不用拿4000万了,我们也不必继续谈下去,然后把他轰出门去。
只是我们的项目不够成熟,团队也不够老练,又是**次接待来自欧洲的投资者,演练一下队伍没有坏处。所以我才给他留下谈的机会,但是始终把他想要的、30多页商务计划书正文放在手边,没有给他。让他知道,我们有详细的项目介绍材料,就是不给他,因为我们没把他当成有诚意的投资者。
在分手的时候,我只是冷淡地和他握手道别,连会谈室的门都没出,就让他东张西望地穿过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廊,自己摸出去了。而通常对来访者,无论是投资人还是找我们投资的,我都是送到电梯门口,这是在法国养成的习惯。
说“不”常常是*后的选择
商业谈判中,有时候说“不”是不得已的事。就是说,本来不是应该说“不”的场合,也没有说“不”的打算,*后逼到那个份上,除了说“不”,没别的选择,那就只好如此。因为可能说与不说结局都一样。
社会上有“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但投资者并不是上帝。因为顾客首先是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他有改变主意和挑剔的权利,但他毕竟是购买者,而商家是以卖出商品为目的,所以可以把顾客奉为上帝。
投资者不同,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是强者。他们虽然也有改变主意和挑剔的权力,但是受资方并不是以卖出为*高目的,而是要卖一个好价钱。如果价钱不好,他会宁可选择不卖。投资者购买项目这类东西也有其目的,就是赚更多的钱,这种钱可能是项目进展过程本身带来的现金流,也可能是将他自己购买的股份兑现。总之,赚钱是其投资的真实目的,他是来分享利润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资者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圣诞老人。
在谈判桌上,受资方和投资方应该平等相待。如果投资人一开始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给人送钱来的,那谈判的天平就会倾斜,结果也不会理想。投资毕竟不是济贫。因此,反过来对受资方来说,如果把投资者当成上帝,好吃好喝地供奉着,也不是件好事。那会给投资人一种优越感,但是产生优越感之后,投资人又会怀疑,他怎么那么能花钱,一旦投资之后,他还会这么花吗?
所以,国内一些地方企业招商引资失败,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给出的条件太好了,反而让投资者不相信。他们招待的水平也太铺张,举行的晚宴往往十分昂贵,又造成大量浪费,投资人会觉得:他花自己的钱都这么铺张,一旦投资,那花我的钱又会怎样?”
我们需要西方投资者,不仅需要他们的钱,还需要他们的经验。每次和投资者的会谈,接受他们的形形色色的提问,对我们都是一种演练。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投资者*关心的是哪类问题,以便下一次作有针对性的准备。即使是这样,我也会让那些狂妄的投资人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不尊重对手的人,自己也不值得被尊重。
对这种人,恳求和热情是没用的,当你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就痛快地告诉他吧。
2.见老外穿什么
“见老外穿什么”是个不大不小的话题,穿得合适给自己加分,穿得不合适给自己减分。改革开放初期国人贫穷,西装属于**品,公司给大家定做才穿得上,平时还舍不得穿,结果接待外宾时,大家穿的衣服不仅形式,连颜色都一个样,跟现在酒店前台服务员似的。
那时一旦有机会出国,大家逛的也是旧货市场,用几个美元的价格买件旧西装,回国后穿得还挺荣耀,互相比较谁的便宜,买贵了的就是“傻帽”。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前,除了那些老工商业者和老干部外,公司里穿着得体的人都是用外国旧西装包装的。
那时候人们没有选择,如今中国人富裕了,西装不是问题了,但穿着打扮仍然费思量,仍然有加分还是减分的问题。至少,穿好了自己感觉良好,穿不好要么尴尬、要么自己遭罪。
衣着讲究的绅士
我们公司一位前任老领导,曾经担任过全国工商联主席,解放前穿西装就已经是家常便饭。20世纪80年代出访欧洲的时候,应英国前首相希思之邀,在**参加了伦敦郊区的一个酒会。出于谨慎,去之前他还特意问了**应该怎么穿戴,希思大义凛然地告诉他:“你穿什么我穿什么。”老领导就穿了一身西服去了,结果在酒会上发现只有他和希思两人是西装领带,显得特别突出,其他人全是休闲装。他感到很难为情,因为他毕竟有几十年和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
事后他认真地和我谈及此事,以说明外交无小事的道理。而当时希思明明知道该穿什么,但出于礼貌和英国人特有的矜持,不愿意明说,免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缺乏礼仪知识。同时,他又要对中国客人表示足够尊重,宁愿和中国朋友共进退。
此后我和英国人谈判多次,体会到了他们穿衣讲究的特点。许多**的英国人衣着深重,打扮得一丝不苟,握手前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胸前扣子比别人多,握手时则常常嗅到浓厚的男性香水的味道。我们和英国人打交道时偶尔穿着随便竟然被上下打量,以至于影响到对我们的印象。因为在他们眼里,穿着得体所表现的还是对谈判对手的尊重。
法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傲慢,不会上下打量对手,但是在握手时他们可能会趁机瞅一下对方袖子是什么质地以判断对方的出身。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属于老派人的行为。有个法国朋友开玩笑地警告过我这一点,所以我还是觉得**印象很重要,不知道多年来错过的商机有多少与此有关。
永不系扣的西装
20世纪90年代后,西欧服装业反古思潮开始复活,大的时装商纷纷推出三扣或四扣的男士西装。许多人都知道两个扣子的西装如何系扣,但很多人不知道三个甚至四个扣子的西装如何扣。而在英语中,针对这样的西装有形象的说法。那就是扣这样的西装时,扣子从上到下,**个扣子叫“永远”(always),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扣上的意思;第二个扣子叫“有时”(sometime),亦即有时扣有时不扣,尽管我看到的人在绝大多数场合是扣的;*底下那个则叫“永不”(never),从来不扣。
看似简单的西装,扣一个扣子就这么复杂,可以想像和西方人交往中穿着礼仪是多么讲究。虽然在西方**呆了好多年,我没有搞清的细节还有很多,也觉得他们太繁琐,从来不扣的扣子为什么不去掉,留着它做什么?我在法国工作多年后才买了这样的西装,因为穿起来麻烦。还是两个扣子的西装常用,可以穿在大多数场合,包打天下。
至于配西装的衬衣,法国人也很讲究,他们喜欢衬衣颜色和西装反差大的,但领带和西装的反差小,再加上领带有长短之分,组合就有好多种。所以男人穿西装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当时由于天天面对同一批法国人,光是准备一周熨好的衬衣就花费我半天的时间。后来我学会了偷懒,夏天由于常常脱去外套我只好熨烫整个衬衣,春秋时节熨前半身,到了冬天有时只熨前胸和领子,反正面对法国人时看得过去就行了。
法国人却是衬衣笔挺、干净光亮。虽然他们追求个性藐视雷同,平时散兵游勇,但对商业交往中的服装礼仪却是整齐划一,而且耐热能力超群,大夏天也穿着西装谈判,无论在哪里。
回北京后穿着更为闲散,所以每次见法国人都让我颇费思量。如果是初次见面又面对清一色法国人的话,我会西装革履的。如果预计有中国人与会,我也会偷懒免掉西装,省得汗流浃背。因为国人不会为一顿午餐时间而用西装折磨自己**的,我肯定不会���穿着*随便的一个。那次参加法国工商会的顾问午餐会是六月底,三十几度的高温,我去之前犹豫一下去掉了西装,但还是打了领带。结果所有法国人全西装革履,而中国人则长袖短袖穿什么都有,**和法国人同样着装的是前驻法的吴大使。
实用主义的美国
和美国人就吃不准了,因为他们在着装上很实用。一次为**一个国内的项目,我在纽约会见了几位美国投资人,是一个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安排的,这些投资人都是他的客户。会谈之前因为参加国际投资会议,我穿的是西装。赶往事务所途中经过住的旅馆,我琢磨是否把西装扔到房间里。尽管是五月底,曼哈顿的天气竟和北京般炎热,走没多久已经浑身是汗,我把上衣脱了搭在肩上,右手还要拎一个沉重的文件包,结果两手都有东西,西装搭在肩上都出汗。
*后,我实在不愿意自己太辛苦,就把西装扔到房间里了,冒着被冷眼相待的危险,但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领带系在胸前,这样会谈见人的时候还算是整齐的。商务谈判当中,大家把西装脱掉挂在椅子背上,也不过如此。
结果到了目的地,进了房间看见和我见面的4个美国人没有一个衣装完整,那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大胖子,见我之前看来也犹豫过,穿的西装革履,但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热的不行了。他把衬衫上面的扣子解开不说,领带也打开了,像条绳子似的挂在两边,看那意思是准备随时再系上。另一个总裁穿了西装没打领带,其他的人连我都不如,既没西装也没领带,敞胸露怀。而那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出来迎接我的时候,衬衫都没掖在裤子里,穿的像海滩服似的,嘴里还嗑着北京带回的绿茶瓜子。但美国人不太会吐皮。他连皮带瓤地咽下去对我说:“今天星期五,穿的随便点。”
大汗淋漓的我心想:“早知道这样,连领带都扔旅馆了!”
长途旅行的教训
不仅见美国人费思量,坐美国人的飞机也是大意不得的。那不仅是尴尬和遭罪的事了,而是直接考验你的抗寒能力。
夏天坐美国人的飞机要防止感冒,因为他们能把温度放在让你冷到打哆嗦的程度。五月底乘机自北京去美国,那是走路都出汗的季节。所有人上飞机穿的都是短袖,到了美国的飞机上却顿时变了个节气,寒风呼呼地吹,中国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有人把准备好的外套穿好、再盖上毛毯。我被冻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跟乘务员说可否把冷气关小点,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男乘务员很痛快地回答说一会儿就热了。之后发现,不到半小时温度又重新冷了下去,我知道同机的美国人肯定有相反的意见。中国人喊冷时美国人会叫热。
因为中国人穿着长裤披毛毯缩在座位上的时候,美国人还是短袖短裤露着大腿,歪在那里呼呼大睡。而那些空服人员早已习惯那个温度了,他们全是衣着短袖,在整个飞行途中,不管飞机多冷都很少看到他们把外套穿在身上。我再次确信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变暖的源泉之一是美国,因为他们太喜欢并依赖空调了。
夏天的美国室内外温差实在是大。所以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那些人穿衬衫里面还加背心,因为办公室很凉。周一到周五,那些平日西装笔挺的金融界人士就将西装领带脱去,只穿着衬衫上班,绝大部分穿白色的,总之清一色的浅色,还都是纯棉衬衫。
美国衬衫的袖子长领子大,在手肘的地方还堆出一堆褶子,上面的**个扣子永远是开的,而第二个以下的全部扣着。从衬衫开口处竟然可以看到里面棉质的被心,在三十多度高温的纽约他们就那样穿着,无论衬衫背心都是质地非常厚实的布料,几乎每个人都这样。而欧洲人向来不在夏天把背心穿在衬衫里面,衬衫是男人上身*后的屏障。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问他们,大热天的为什么每个人反而增穿背心,他们回答居然说怕太暴露,里面的东西会透出来被人看到,让我觉得非常诧异。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短裤凉鞋地闲逛和进商场,他们的暴露欲实际不比欧洲人差。
一次性的晚礼服
但是一到盛大的晚会,美国人却比欧洲人还正式,经常穿礼服出席一些慈善晚宴。
那种晚宴的礼服和正式的西装是不一样的,衣服的领子比普通西装要大很多,又是双排扣,清一色的黑色。裤子没有系皮带的扣袢,两侧还有两条线,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奇特的是里面的衬衫,它的袖扣、前胸和领子全和普通的衬衫不一样:袖口的扣子不是缝在袖口上而是可以随意脱卸的漂亮金属装饰;前胸布料不是平的,往往有一排排褶皱装饰;领子还是小小的立领,不能打领带只能系蝴蝶式领结,领结一旦系上,领子也就成为三角状立在脖子上。穿了这样的衬衣,那种立领一晚上都在提醒你得挺直了脖子,我这才明白那些**餐厅里的服务生为什么身材都那么挺拔了。
欧洲人出席这样的晚宴反而很少见这样的阵势。他们大部分都西装革履,但很少穿礼服,我在欧洲十几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机会,正式的场合都是用普通西装代替了。到了美国没多久,在朋友劝说下就买了套礼服,只为去参加一次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慈善晚宴,结果那套礼服没用两次就束之高阁。回国以后每次看着这个连穿着的方法都被我忘记的礼服,我知道此生难有再次用到它的机会了。
美国人简单的时候很简单,复杂的时候很复杂。
就如同整个世界都要学英语一样,在对外交往中的穿衣戴帽习惯,我们也得向西方人学习。中国人的传统服饰只能穿在特定的场合,西装已经是全球化中*潜移默化的东西,以至于每个人都没有把它视为舶来品。见老外穿什么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的人了解什么风俗。如果事先有所准备,就既能避免尴尬又会让自己很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