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巩的文学美学思想偏于传统化,道统色彩较浓,因而*易被宋代道学家所接受和赞许,其论距纯美学较远。
王安石之论。王安石的文学审美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体认更为密切,政治改革家的愿望向文学所提出的相关要求更为直接;二是随着在政治格局和环境中角色身份的转换,文学审美论的内容也出现变化。
王安石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政治改革愿望和丰富政治实践的政治家、“拗相公”,坚执地要求文学为政治和政治改革服务。虽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体认,王安石与道学家十分接近,但是,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王安石完全是从政治出发,是政治应用和政治实用主义。他在《上人书》中明确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与祖择之书》又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这就消泯了文学作为独立体的地位。《上人书》对文学的地位、功能还这样具体论述道: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文学的基本功能在于“有补于世”,而不需要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所谓文辞,就如同器物上的刻镂绘画一样,只起装饰作用,而没有独立的审美地位,这就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功能。他把“适用”与“巧且华”对立起来,不能得兼,而且“以适用为本”,构合为文学审美之本体。通经致用的现实美学原则被推致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