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市民
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热烈讨论之一涉及明清时期城市中“城市文化”的发展程度。比如,牟复礼(F.W.Mote)曾坚持认为:在中国,没有我们习见的西方中世纪以后所发生的独特的城市化:
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的分野很早就消失了,尽管这种分野在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曾长久地存留下来,直到近代才消失,而在其他文明中,这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心态。在中国,这种心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国时代开始时似乎就已经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之早,以至于那种城市优越感荡然无存了。
罗友枝(Evelyn Rawski)则要谨慎一些,她*近总结说:在文化方面,清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可能远不及近代早期的法国那样明显。
然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却指出:早在宋代,中国就已出现了富于生机的“城市文化”,并对此作了描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则就晚明时期出现的“市民”类型作了长期的考察,认为这种“市民”超越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摆脱了土地的桎梏,并起而反抗封建政府的压迫。*近,姜士彬(David Johnson)系统地阐述了对牟复礼观点的反驳意见。概言之,他认为市民的出现可以前推至唐代:
由于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真正的城市文化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对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习以为常;“城市”的概念(相对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帝国”不同层次的行政**而言)被纳入了公众语汇之中……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这个概念,首先是远离人们熟知的乡村村庄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密切相联系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城市居民不同于农民。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实际上,这样一个涉及根本性认识、且关涉面广泛的问题,很难得出特别肯定的答案。但是,通过对汉口(一个在人口来源和职业方面都无比复杂的城市)的实例研究,势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一些中国城市里,存在着一种作为“市民”的共同身份的强烈意识和独特的城市心态。本章的目的之一便是探讨此种“市民意识”与“城市心态”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