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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一个知识分子和这个**之间的情感变迁
毫不让人意外,在接下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茅于轼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他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也因为他以民间立场对经济改革的推动——80岁时茅于轼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同大多数乐于参与决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轼仍然认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政党和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尽管后一群体总是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政治权力和公众舆论,都会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产生压力。
1993年,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轼发起创办了民间学术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茅于轼开始参与慈善事业。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一起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小额贷款的试验。10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了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而茅于轼则开始了自己更为彻底的来自民间的尝试,尽管他的种种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义大过于实质,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转折。
不过,或许在未来更会被人提及的是茅于轼扮演的道德角色。���是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道德榜样。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尽管他总是在宣扬人的“自私”对于社会的好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者。比如曾经有人描写说,他去超市买食物,总是挑那些离保质期*近的,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可能这些无人问津的食品就会被浪费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比如他在山西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还有旨在为农民的孩子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富平学校,也都是这个道德楷模角色的注脚。
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的情感也在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和时代的审慎的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和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为这家个人性质的私募基金会募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民政部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后成立基金会的想法终于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尖锐地评论我们现在是“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另外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
三年过去,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嫉俗的人看到法律之死,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历史上,是难以想像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P02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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