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书的初衷,是为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课程做配套教材。换句话说,这本书*初的目标读者群体是一群有工作经验且对未来充满梦想的人:他们熟悉中国的企业,也亲身参与着当前中国的经济变化。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在动笔写作之初,就设定了三条基本原则:
一是正本清源,回归基础。这是一本正统到不能再正统的管理学课本。我不想这本教材被贴上“跟风”“炫技”的标签,我也不是个喜欢追逐时髦的人,所以在很多同类教材已经被“带飞”着走进新时代、引入新范式的时候,我还在按部就班地沿着半个多世纪之前哈罗德?孔茨开辟的管理学教材的技术路线:在明确了管理学的学科脉络(**章、第二章)和研究对象(第三章、第四章)之后,沿着管理过程这条线索,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职能,一个一个地掰扯(第五章至第八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我寥寥的企业经验,我并不认为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管理实践已经超越了西方大型工业企业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发展形成的一般管理框架;更何况,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学习、吃透并活学活用先行者的历史经 验是中国企���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必由之路。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在本书中使用了一些我非常熟悉的案例来证明传统技术路线的稳健性,其中不乏我亲自走进现场采编得来的。
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回应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些现实需求。正因如此,本书虽然贴着“管理学”的标签,其内容却来自我多年来承担的几门课程。除“管理学”之外,这些课程包括为本科生讲授的“跨国公司管理”和为硕士生开设的“企业史与企业理论”,其中前者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的“全球化时代的管理工作”,而后者则渗透在这本教材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从对泰勒制的系统分析,到对事业部制的特别强调,直至对全面质量管理的历史回顾。强调“全球化”,一方面是为了蹭上 “一带一路”的热度,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的一种响应: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也开始告诉学生,“已经到了不能不学这些东西的时候”。而对那些专业理论的执念,则是因为我确信那是很多中国企业的短板:还有很多企业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也有很多企业找不到适当的组织结构来管理日益复杂的业务(产品线和地理市场)。当很多学生带着现实问题回归课堂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可“读”,而不只是可“背”是我写作本书时的第三条原则。我很清楚国内这类所谓“文科”教材的套路:几乎找不到活生生的实践身影,打开书本、放眼望去,数不清的 “××化”“××性”和“××主义”;明明可以把一个问题讲得逻辑清晰,却偏要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的那样,“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好像教材只是用来背题,却无须用来明理。读书时,我就是这种教材的受害者:从初中算起,我就被各路“文科”老师批评“背功太差”;做了老师,我还是这种教材的受害者:总有学生抱怨我上课的讲义“内容重于形式”,不如那些“正规”教材条分缕析、“眉眼”清楚,方便他们突击复习、临时“抱佛脚”。每每遇到这类“考进大学的高中生”,我只能笑着劝他们认命,但心中却常想起传说中老北大的场景:每年开学季,请来几位苟延残喘的老先生,朝着全体新生当头棒喝地做入学教育,“你们在高中学的那些一二三四都是错的!”我深以为,本科教育和本科教材的高中化,是新时代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退化的罪魁之一,并直接导致了研究生教育中龙种的期许、跳蚤的收成。
身上应用时效果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