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播政策研究是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传播政策已经从*初的新闻宣传政策发展为包括新闻宣传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综合政策体系,不仅涉及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宣传部门,也涉及影视业、出版业、广告业、信息产业部门。
当前的大众传播政策研究要避免三种偏向:**,避免固守传统上的新闻媒介政策研究,忽视广告业、电影音像娱乐产业、网络游戏、网络视频、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业等相关传播业的研究。第二,避免热衷于产业政策研究,忽视传播业的公共属性。第三,避免忽视历史,不关注**手的政策资料,盲目断言。鉴于此,本书选取了报业、广播电视业、动画业、广告业、金融信息服务业等部门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分析和历史的整体观,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大众传播政策变迁做出历史梳理的基础上,采取宏观视角分析政策变迁,并结合当前的一些迫切问题,力图对政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本书立足于**手的政策资料,涉及大众传播业的主要部门有报业、广播电视业、影视动画业、广告业、公共文化业、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政策信息与原文来源于万方数据库、律商网这两个政策法规数据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官网。
全书共分为八章。**章“作为公共政策的大众传播政策”主要探讨传播政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问题,包括传播政策与传播制度、传播政策与法律法规、大众传播政策的研究范围。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本书确立了研究的逻辑起点与范围。
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政策的变迁”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报业政策的变迁梳理为三个时期,分析各个时期的主要政策及其特点、不同阶段的政策联系,并对我国报业政策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在政府强势主导的商品化报业政策时期(1979?D1991),报业政策开始强调新闻业的商品属性,恢复了媒体广告,并引入了企业化管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业的商品化政策得以深入推进。这个时期的报业政策**在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由于报业市场尚不健全,导致一些报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报业监管从过去宣传任务的制定、宣传纪律的维护方面发展为宣传、发行、广告、税收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管。在市场化、空间化的报业政策时期(1992?D2000),推进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上了日程,在政策层面推进报业市场竞争,并着眼于调整全国的报业结构,推进跨行业、跨地域的兼并,对报业实施产权治理以及加强市场监管等等。在产业化、融合化、全球化、法制化的报业政策时期(2001?D),先后五次集中清理废止规范性文件,以适应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加强社会监管的需要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报业政策开始朝着产业化、融合化、全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报业政策变迁实际上内嵌于政府主导的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出版业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政策变迁来看,未来报业政策的**应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积极推进公益性报刊的具体政策的出台;完善经营性报业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宣传工作监管思维框架,适时加强市场监管和依法监管;在投融资、税收、技术等方面实现联动,多部门协调,实现政策融合。
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业政策的变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我国广播电视业政策的特点、形成的动因及其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广播电视传播政策(1979?D1991)出现了商品化的取向,严格的行政指令式的管制开始松动,政策的运行由过去的完全的指令性运行逐渐变为高度依赖行政手段的政策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广播电视传播政策(1992?D2000)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市场化、空间化取向日益凸显,政府积极推进媒介经营市场化,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但政策制定部门对新技术对广电业的影响预见不足。全球化经济时期的广播电视传播政策(2001?D)的制定和运行面临着****的复杂环境,特别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我国传播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大调整,随着广播电视产业改造的深入,政策出现了产业化、国际化、融合化、法制化的特点,政策运行除了高度依赖市场手段,更加强调对广播电视业进行依法管理。
未来我国广播电视传播政策首先要努力适应电子媒介技术发展的要求,打破传统媒介政策思维框架,从互联网思维出发,充分重视电子媒介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方向,实现政策融合;广电业的“走出去”政策要简化行政手续,激发地方媒体的活力;广播电视传播政策作为公共政策,要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把当前广播电视业中的经营性生产和公共性服务区分开,实现广播电视业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境外剧政策的变迁”从三个阶段分析了我国引进境外剧的监管政策。**阶段(1978?D1991)是以重视文化交流和和政治利益为特征,对境外剧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