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国学四部中集部诗文评的代表作,对应于现代学科中的文学批评.作者为南朝齐代的刘勰。这部著作内容分为“文之枢纽”、文体论与创作论等部分,纵论天地人与文学之关系,弥伦群言,体大思精。《文心雕龙》在文体上用骈文写就,情采并茂,人文炳焕,在唐代之后不断被阐发。
《文心雕龙》采用选本的方式,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着重从国学层面对《文心雕龙》进行解读,力图通过对于这部经典的注释与阐发,展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神韵,把握文学知识,陶冶心灵人格,提升审美品味,雅化汉语情致。

本篇的主要内容是评述历代重要的作家,共涉及九十余人,对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特点和得失都做了简要的概括,与文体论和创作论各篇的有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才略”的“才”指文才,“略”指略述。“才略”的意思就是略述历代作家的文才。对于作家的文才,刘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一是作品的辞采。如“屈宋以《楚辞》发采”,司马相如“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而东汉的王逸虽然“博识有功”,但却“绚采无力”。可见,辞采是作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对某种文体的擅长。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和阮璃“以符檄擅声”,而徐斡则“以赋论标美”,“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此外,“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等等。
三是作家的学识方面。如“王逸博识有功”,“张衡能��,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还有像东汉的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建安七子中的应场“学优以得文”等。而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开创亦是作家学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刘邵《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等等。
四是行文构思的特点。如“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人巧,而不制繁”,而“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等等。
五是作家自身的气质性情。如“孔融气盛于为笔”,“刘桢情高以会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等等。
当然,以上几个方面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分开,如“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左思作《三都赋》,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搜集材料,由此可见其学识之深,而《咏史》诗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其中表现了寒士的愤激不平。显然,左思的“奇才”,既有学识深厚的一面,又与他的气质性情有密切的关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问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导论
原道
征圣
宗经
正纬
辨骚
明诗
乐府
诠赋
铭箴
诔碑
哀吊
史传
诸子
论说
檄移
章表
神思
体性
风骨
通变
定势
情采
熔裁
声律
丽辞
比兴
夸饰
隐秀
养气
附会
总术
时序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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