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十年。从这十年中走出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带着依旧新鲜的伤痛,立即投入到另外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当中,迷惘、胆怯、振奋、怀疑,还有希望,他们错乱复杂的感情历程,正是另一部改革的历史。
本书描述一个高干家庭在“文革”中惨遭劫难,又在改革开放伊始奋起的故事。繁嚣都市的迷离、辽远西北的险恶、寂寞的军旅岁月、惨烈的战火生涯,同时集中在一个特别而又普通的家庭身上。作为小弟的“浪子”孔云飞,他和风花、雪月等之间的情爱故事既离奇、曲折,又充满忧伤。他同时是这一场变革的见证者,他的生活从穷困潦倒开始,他的爱情从纯粹天真起步,经过近30年的岁月变迁,他的生活是否朝着幸福的方向迈进?他的“风花雪月”是否能得偿所愿?
主人公的经历向我们揭示了整个社会形态从病态到正常的转变过程,同时展现出岭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巨大裂变的奇异画卷……

1
我十一岁时,那双眼经常发炎。整天红红肿肿。我总是躲在广州东山老家那栋红砖楼里。
红砖楼有两层,红砖砌到顶。窗户有铁条儿,十分密实。门虽是木的,但坚硬如铁。从楼上到楼下是木板楼梯。我喜欢双脚跳着一级级梯板儿,发出嘭嘭的响声,像打鼓似的。听大人说,东山一带过去是当大官的人住的。大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常常从外头细看我家那栋楼。嚯,好气派。单独成楼,四周结构严实,如同电影上看到的堡垒一样。我想,这栋楼本应该是大官住的。我爸爸是不是大官我不知道。我看这栋楼就是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的。这结结实实的堡垒是攻不破的。
我的眼发炎太厉害了。爸爸整天不在家,���妈在家里忙这忙那,也顾不上我。我有一个哥哥叫刘鹤。跟妈姓。妈说生他很痛苦,两天两夜死去活来,生出是男孩,便说:“我要这儿子改我姓,就叫刘鹤。爸爸问:“为什么叫鹤?”妈说:“因他在我的肚子里像大鹤用长嘴凿我,痛得我死去活来,就叫鹤吧,好记住那铁嘴儿。再说,日后也可以鹤立鸡群呀!”我还有一个姐姐叫阿铃。妈说这妹仔很讨人喜欢,**声哭就像清脆的铃声,叫阿铃也顺口。我不知道妈妈为啥叫我云飞,大概生我时,有白云在妈妈的头上飞过吧。我不敢打听这事儿,恐怕妈妈骂我多嘴。
一哥一姐,我包尾。都说大仔好疼,女儿可爱,我算什么萝卜青菜?所以,我的双眼发炎红肿没人理。鹤哥天天拉我上街看人游行,还弄一个红袖章什么的戴在右臂上,“红卫兵”三个字金黄金黄很大很醒目。不知他从哪儿弄了一条草绿军装,还扎了一条腰带,穿一双解放鞋,威风凛凛的样子。十六岁就当“红卫兵”,神气极了。
“快去看看红海洋,整天擦眼睛干什么?没出息。”鹤哥拉扯着我往街上跑。我的双眼红肿得厉害。街上全是红旗的森林,红旗的海洋。红色在流动,把我的眼睛刺得发痛、流泪。我闭着眼睛不看。脑海里照样是红彤彤的。有呼喊声、海浪般一阵紧似一阵。我微微睁开双眼,立即痛痒起来。我忽然觉得,我的眼睛发炎和这红海洋有关。连续十多天都见这红色大海,红色河流。我说:“哥哥我要回去,我的眼睛在冒火了。”哥猛地扯我说:“糟了。爸爸被戴了高帽,正在红海洋里游街呢!”
我睁开眼,只见人群,不见爸爸。我踮起脚,还是看不见。哥哥说:“爬上墙去。”
他说着就拉我跑到前面去。有一堵残墙在街道旁,哥哥三两下就爬了上去,又伸手拉我:“快,爸爸被人推着走过来了。”
我猴子似地爬了上去,骑在墙上。我擦了擦发炎的红眼睛,见爸爸被推着走。“打倒教唆犯、走资派!”“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黑手党!”喊声如雷。
我不知道这大骂声是不是冲爸爸来的。爸爸戴的高帽高而尖,白纸糊的,尖塔似的很好玩。我也会糊这种高帽。在爸爸的身旁有五六个戴高帽的。爸爸怎么被抓去游街呢?难怪这几天他老不在家。妈老拉着铃姐在房里哭。世界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街上锣喧鼓
响,直到深夜。爸爸是什么时候被抓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猛地,鹤哥扯了我一下:“停下来了,斗爸爸了。”
我睁不开眼睛,只听到口号声把耳朵震得嗡嗡作响。继而是一种脚踢拳打的声响。
“妈的,打人了!”鹤哥双脚跺墙说,“有人用脚踢爸爸,踢得很重。”
我硬是睁开眼睛。这时,鹤哥唰地从墙上飞扑下去,我也跳下去。鹤哥顾不上我了,只往人群里钻。我也像泥鳅一样钻了进去。
“为什么打我爸爸?”鹤哥蹦跳起来朝那个比他大的红卫兵就是一拳。好样的,鹤哥。我也扑过去用嘴咬那小子的手,吼道:“你打我爸爸,我咬断你的手!”哎哟一声,惹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像斗红了眼的公鸡,向我和鹤哥直扑过来,骂道:“哟,你也配穿红卫兵军装?你也配戴红袖章,狗崽子!黑七类!”
“揍烂他!”有人喊着。有人扯下鹤哥的袖章骂道。
“你也配戴红袖章?!狗崽子!”
噼噼啪啪,掌来拳去。我和鹤哥被打翻在地,又被踢了几脚。那被我咬的家伙,用石头硬敲掉了我的门牙,血从我的嘴里流出来,红红的洒在乱糟糟的街上。
爸爸那时是跪着的,脸朝下,看不见我们,只听到我们的声音,正想抬头看看我俩,却被红卫兵按了下去,还骂道:“低下你的狗头!”
乱糟糟的。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被拉走了。鹤哥和我趴在街头很久很久。
世界被滚水烫着了,火烧火燎。
天好像在旋转。我忽地从天空中跌落一个深渊。深渊里尽是毒蛇……
“妈呀!”我惊叫起来。
原来我躺在家的床上,正在发烧,眼肿得像鸡蛋大。妈给我滴眼药水,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鹤哥也躺着叫痛。铃姐守在我的身边弄着湿毛巾。
妈说:“以后不准你们出去了。文化大革命,来了……爸被游斗,不知死活……”
妈的泪像落雨。
“什么革命?”我心里想,“什么文化?文化也会革命?我只听大人讲,共产党闹革命。
对,革命就是要闹,闹哄哄的。革命就是红海洋么?”
我的双眼像被盐水着。是红海洋的光刺得发炎的,我敢说。那几天我天天见红色,是红光刺发炎的。是红光烘发炎的。
半夜,有人拼命敲门。一会儿又把门撞穿。
潮水一样,人群涌了进来。妈妈拉着我们三人躲在门角里。妈妈在外头像母鸡一样保护着我们。
是红卫兵们冲来了。
“砸烂封资修!”有人朝那瓷瓶重重地打了一棍。咣啷,瓷瓶碎在地上。我家有好几个这样的瓷瓶。
翻箱倒柜。古董、相框什么的统统被砸得粉碎。值钱的东西被抬走了。书籍被撒在厅里,任他们践踏。我觉得家里起了飓风,天旋地转。
后半夜,他们终于走了。
“爸没有罪……家被抄了。”妈妈抱着我们三人痛苦地说,“孩子,妈受不了……”
“我去找爸爸!”我说着就想挣脱妈往外跑。
“去不得,外头到处斗人、杀人。听说武斗快开始了,要死好多人。”妈说着用手不住地抹泪。
“我去找爸爸,我会找到爸爸的。”鹤哥挣脱妈妈往外跑,转眼便不见了影儿。
妈追出去也追不着他。
很晚很晚,才见鹤哥回来。
他被人用墨汁涂了脸。上身赤裸着,背上写着三个字:“黑七类”。
我去用水给鹤哥洗,问:“哥,是谁写的?是谁涂的?记住他,以后我用刀给他雕!”
哥直摇头。
“见爸爸吗?”妈妈问。
哥还是摇头。
世界就这样被烧着了。
我们的红砖楼也好像被这人间大火烧着了。我们像热锅里的蚂蚁,天天魂不守舍。
爸老是不回来。
有**,有人又来抄家。硬是把妈妈拉出去了。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雷声很怕人。
晴天又一次霹雳!妈不在家,我们像一窝没了爸妈的鸟儿。
姐姐说她去找妈妈。她十二岁了,胆子比我大。
我和鹤哥用拳头猛捶红砖墙。
终于,坏消息传来:妈妈被斗被羞辱后,跳了珠江,再也不回来了。这是姐姐带回来的*坏的消息。
三天后,一位远房亲戚阿姨突然出现在我家。她叫明婶,听说在深圳附近的村子住。她听到我家遭了殃,就来了。妈妈跳江的消息是她打听到的。
妈妈的尸体没有谁去捞,可能漂到大海去了。
妈妈是珠江的浪卷走的,是向大海流去的。妈妈自己一个人去,好痛快,自自由由地去了,无牵无挂地去了。妈妈去了,像出远门一样去了。
我们三人哭成一团。爸听不见。爸不知道被锁在什么地方。爸不会知道妈妈跳了珠江。
明婶像妈妈一样搂着我们三人,像母鸡呵护着小鸡一样。
我看见她的眼角老是湿漉漉的。她不停地擦着眼。我也不停地擦着红眼。我的眼睛又红肿了。我敢肯定是看红海洋传染的什么红眼病。
鹤哥整天不说话。在房里坐着发愣。
铃姐偷偷地抱着妈妈的枕头流泪。
妈妈就这样独自走了,抛下我们三人走了。妈妈是珠江送去大海的。
我们三兄妹抱着哭要妈妈。
明婶说:“妈出远门去了。我就是你们的妈妈。真的,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她咬着嘴唇说。
我们吃惊地望着明婶。她越看越像妈妈。真的,那眼睛,那头发,那嘴巴儿和妈妈一样。看见明婶,我们稍稍得到安慰。但想到没了妈妈,就觉得世界是—个空竹壳,什么也没有了。
天渐渐黑下来。
雨还在下着,哗哗哗已下了三天三夜。
突然,几个人把爸爸押回来。爸呼喊着妈的名字大哭。
明婶搂着我们,见来者风风火火,越发把我们搂得紧紧的。这世界也奇,人可以随时闯进别人的家。
“快拾东西!”一个红卫兵模样的大人吼道。
“我想把孩子带走。”爸爸对来人说。爸爸的声音很沉,很沙哑,但很有力。我**次听见这么沙哑的声音。
“三个都带?”那人质问,“不行!”
“三个都是我的孩子。我都带走。”爸爸扑过来搂着我们。他面色冷峻,目光炯炯,好像从什么世界走来一样。
爸爸扑过来时,一股带雨的风也扑了过来。我们猛地打了冷颤。爸爸像从河里打捞起来似的,浑身湿透了。
“不行就不行!那是劳改场!你也让他们一齐去劳改吗?一齐劳改就都带去!”那人吼道。
说来说去,只准带走一个。还说带去也不能在一起。
“你带他走。他有十五六岁了吧!”那人拉了拉鹤哥,说,“其他两个我就管不着了。”
“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爸爸的声音颤颤的,沙沙的。他双眼依然炯炯有神。
“那我就管不着了,走!”那人催促爸爸快走。
“走!”另一人也大声呵斥着。
“快走!车在外头等呢!”
“别婆婆妈妈了,快走!”另一个人又吼了一声,凶神恶煞的样子。
乱糟糟的。只听到这“走”字如炸雷一般。
爸被拉走了。鹤哥也被拉走了。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明婶瞪大了双眼。她来不及同爸爸说一句什么话。她呆呆地望着爸爸和哥哥消失在门外的雨幕中。她失魂似的搂着我们。
沉默。
雨下大了,翻江倒海似的。
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从来未见过这么多的霹雳电闪。我的红砖楼,在发颤摇晃,像要倒塌成碎末似的。
铃姐睡熟在明婶的怀里。
我倚在门口看瀑雨,听狂雷。我的红眼睛还未全好,痒痒的流着泪。我敢保证,我不是哭,是眼红肿未消挤出的水。我不敢想妈妈跳江的样子。妈妈是从海珠桥跳下去的?到底是不是,我不知道。跳江那一刻她哭不哭,我也不知道。跳下去像燕子斜飞下去么?像鲤鱼一样入水么?那一刻,妈妈一定感到快乐。要不,她怎么去跳江呢?
明婶把铃姐放在床上睡,就去厨房里煮粥。
我这时才听到肚子咕咕噜噜地叫。是真的,我听到的。这种叫声很沉闷,但我的耳朵听得清晰,是从我的肚子发出来的。奇怪,我的肚子也会打鼓儿,当然没有街道上的锣鼓那么响。
冰箱空空的。只有厨柜里藏着一瓶南乳。稀粥、南乳也好。明婶催我们快吃一碗填填肚子。姐姐被叫醒了。她说不饿。
我不信,上顿是啥时吃的?我忘了。我吃了一个馒头,是街上阿海伯给的,姐姐没有吃。铃姐说不饿,骗人。骗明婶干什么?明婶是好人。我说:“铃姐,你不吃明婶会哭的。”
姐姐也吃了一碗。她去洗碗。我看得真切,她的身影有点像妈妈。
可是,妈妈走了。妈妈跳了珠江。
妈妈再也不回来了。
明婶要带我和姐姐走,说到她家去好照料我们。我死不肯。
我死也不肯离开我的红砖楼。这红砖楼堡垒似的,刮风下雨不怕。爸爸和妈妈在红砖楼里生我。那时有保姆,保姆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爸爸那时当什么官我不知道。只听到楼梯经常响。许多叔叔阿姨上红楼来,毕恭毕敬地同爸讲话。妈老斟茶水,**要煮五次开水,是保姆姐姐讲的。那时红砖楼看上去很亮,外表也很威武。一夜间,人都走了。红砖楼快没人住了。我若果跟明婶走,红砖楼就真的孤零零的了。
我是决意不走的。明婶拉我,我拉着铁窗使出硬功来,她拉不动我。
铃姐说她也不走。她要留下来照顾我。
明婶说:“你们都不走,我留下来几天可以,但我还有一头家,还有几个小的,一个老的要照顾,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的。你俩就听明婶的,一齐走好吗?”
铃姐劝我说:“明婶说的有道理,我们跟她去也好。在这里,我们怎么办?”
我说过,我死也不去。我就守着这栋红砖楼。我对姐姐说:“铃姐,你跟明婶去好了。过一段时间来看看我就行了。”
“你吃什么呢?”姐姐问。
“这么大的广州什么都有吃,还饿死我吗?”我故意高声地说。
“你怎么睡觉?”姐姐又问。
“想睡就上床,睡饱了就起床……”我满不在乎地说。
明婶拿我没办法,给我下三条令:一是学会煮饭,买菜,炒菜;二是不得到街上乱跑;三是不得去同坏孩子一起做坏事。
我说:“这三条我都能做到。你们放心走好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听,骗他们走就是了。吃呀,睡呀,对我已不重要了。一个“走”字使家都散了。我记得那个人吼出“走”字的时候,真让我胆颤心惊。现在好了些。不都走了吗?爸妈走了,哥姐也走了,再也没有红卫兵来冲门了。我一个人可以安静一点儿了。
铃姐被明婶带走的时候,我倚着红砖楼的门槛望着她们,没有说话,眼睛还是又痛又痒。
世界,在我的眼里渐渐地模糊起来。
我倚着红楼的门,望着天上一片乌云在飞。
在爸爸的柜台上,我见到一些钱,我猜是明婶留下的。大概是明婶让我用它去买吃的吧!
买吃的比什么都简单。街口那档面包店是跛脚女人开的。我给她一元,她给我两个酥皮,连话都不必讲一句。这太好了,钱就是好东西,谁都听使唤。有了钱就不会饿肚子。
我天天都去买包。她天天如此:瞟我一眼,冷冷的拿了钱,冷冷的递来两个酥皮。好像我把她的店玷污了似的。那脸色难看极了。她的眼角吊着,嘴唇翘着。大概她知道我是附近家的孩子,粗手粗脚,邋邋遢遢,一看就不顺眼,给她钱她也不高兴的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她店里有个小女孩老盯着我,小女孩眼睛亮亮的,抿着嘴笑,笑得甜甜的,比她妈的酥皮还脆还甜,我是决意不去买她的酥皮的。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一早去的时候,她还没上学。总是倚在档口旁的纸皮箱等着我。我也准时来到,递上钱的时候,她抿着嘴朝我笑着。因为纸皮箱高高的挡住了跛脚女人的视线,她笑的时候,跛脚女人是不知道的。我拿过酥皮吃时样子很狼狈,一口就咬了一大半,吞不下去,卡在喉咙里了。这时她慌了,连忙绕过纸箱,在她跛脚女人看不到的地方拿了一瓶汽水。她在跛脚女人视线外把汽水摔给我说:“快喝,快喝,卡喉咙会卡死人的。”
我瞪着眼不说话,接过了汽水。
“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像红眼猫?”她又吃吃地笑。
我问:“跛脚女人是你什么人?”
“那是我妈。”她说,“不准你叫跛脚女人!”
我吐了吐舌头。
在红砖楼角,我的眼睛老望着跛脚女人的档口。我敢说,我不是望那跛脚女人,是望她的女儿。只见那小女孩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她开始是朝我的方向走,走了十多步后就拐入一条小街。我知道她是到葵葵小学读书的。我原先也在葵葵小学读书,现在不读了。书包也不知扔哪里去了。
我闪身跟着她,望她的背影进入小学校的大门。我只得转身回到红砖楼上。
多日阴雨,红砖楼板发了霉。墨黑墨黑的霉。
霉气呛得很。夜里好像到处湿漉漉的。发霉的气味就像发臭的水沟的气味儿一样。窗台起了青苔,还起了一层白色的菌状东西,用手一抹,粉粉的,有一种腥臭味儿。厨房里有一股死老鼠的气味。老鼠实在太多太凶了。我夜晚睡觉时,总有三五只老鼠钻进我的被窝里。在我的耳边磨牙。它该死,——就这样在厨房里死了。我不知它们是怎么死的。大概是坏事做得太多吧。更讨厌的是,三更半夜有蟑螂来偷吃我的手指,我右手五只手指都被嚼去很多皮肉,见血丝儿了,一放下水就发痛。为防蟑螂来咬,我只得开了灯。以为开了灯它们就不敢来了,谁知它们照样来,翘起尾巴使劲咬,拼命地嚼,津津有味的样子。我火了,猛地一甩,把一只蟑螂甩死在墙下。我抢上前去猛一踩,“啪”一声,十分响亮。
有时我不上床睡,只拿一张被卷在厅里睡。蚊子嗡嗡飞来,像轰炸机一样轮番轰炸。我满脸被炸得起无数红疙瘩。这死蚊虫,我要把你磨成汁!
这红砖楼变得凶恶起来,窝藏着这么多讨厌的东西。以前并不是这样。爸妈的床被蜘蛛网封住了。姐姐那间房也是蜘蛛网的世界。我和鹤哥住的这间房,虽然没有蜘蛛网,但霉气扑鼻,虱子又多。像狗虱,又像跳蚤儿。这黑色的东西鬼得很,在身上偷偷叮着吸血,一有动静便立即钻到衣服里,无影无踪。
都来围攻我。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把所有风扇都开了,吹了三天三夜,吹得报纸乱飞,把蜘蛛网吹破了。把那蚊儿吹出窗外。蟑螂不敢探头。惟有老鼠不怕风扇。照旧夜夜钻被窝儿。
柜台上的钱没有了。
明婶和铃姐走后一直没有来,也没有什么信息。不知爸爸和鹤哥到哪里去了。他们也不会来。我已经好多天不说话了。街外照样杀气冲天。
听说武斗开始了。有枪声飞过红砖楼。两楼对打,我的红砖楼夹在中间,子弹打在红砖上,钻出了许多窟窿。一车车红卫兵驶过红砖楼外的公路。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呼喊的口号总是“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我照例到街上溜。早上没钱买酥皮了,但我要去看看跛脚女人的女儿。
她照旧在那纸皮箱旁等我。我再也不走近她,再也没法给跛脚女人递上一元,当然她不必用冷冷的眼光望我了。
我吞着口水。肚子咕咕叫,嘴馋得很。
我又听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响着。真怪,那声响冲出肚皮,只有我才听到。我吞着口水,望着那酥皮、蛋糕、老婆饼、枕头包。我敢说我闻到了香味,刚出炉的香味。我又吞口水,在屋角旁,老远就望见那小女孩——其实不小了,有我这么大,那双眼睛很亮,老盯着我。
我再也无法去买酥皮了。我的钱花光了。
我见到她用眼睛盯着我的时候,没有笑,一点笑意也没有。她的脸忽地沉了下来。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买她妈妈的酥皮。
我望着她,咬着嘴唇。我把嘴唇咬出了血,再吮着。我不敢再望她,转身就走。
我跑上红砖楼去。我的肚子又唱歌了,我不骗你,是一支难受的歌,咕噜咕噜的,越听心越烦,越听心越慌。
一会儿,有人敲门。我一惊站了起来。
我怕人敲门。
爸爸和鹤哥是被人敲门敲走的。
……

经历过*漫长的10年,再经历*轻快的30年。海水与火焰共同燃烧,灾难与福泽接踵而至,重现的风花雪月是否依旧痴缠…… 浪子、“傻子”孔云飞以超然物外的独特视觉审视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三种家庭悲剧,令人长叹长思。故事描述一个高干家庭在“文革”中惨遭劫难,衰落、裂变、奋争的故事。繁嚣都市的迷离、孤独的下层生活,辽远西北的险恶、寂寞的部队生活,清冷西南的残酷、惨烈的战火生活,竟由一家散乱了的弟、哥、姐所经历。作为小弟的浪子、“傻子”孔云飞,他和风花、雪月等之间的爱情故事即离奇、曲折,又充满忧伤。他的情感、思绪、预感、联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的目光多棱角折射的生死观、爱情观震撼着人的灵魂。是风花雪月?是忠贞爱恋?是死亡之吻?是爱,是恨,是奸计?发人深省,使人永记那扭曲了的流泪、流血和流汗的岁月,充满向往、创造新生活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