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卷曾提到英国国内有几种文化相互激荡又彼此吸收,同样情况也见于现代英国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虽然总的说来,英国是对外国文化开放的,诗人则有或迎或拒的不同情况。拒也不全是坏事,它促使诗歌更有本土的根基,更深刻,但是长期内向则又产生狭隘的岛国气。迎而又拒,拒中有迎,这才能使诗歌健康地成长起来。纵观英诗全局,似乎它是能够把内面和外面两个世界的优点都收归己用的。文艺复兴与浪漫主义两个时期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这个结合。
当代世界情况远比过去复杂,经过现代主义对西欧和美国文化的大开放,英诗似乎又开始内向,写身边琐事,写心头烦闷,但现在已有迹象,它在增强历史感,响应外来的呼声。
一个相联而难决的问题是诗歌语言。诗人使用语言*精又*大胆,而对眼前的语言情况经常不满意。英国历来就有对“诗歌用语”的争论,从浪漫派起更为尖锐。华兹华斯要求以“人们真正用的语言”入诗。济慈从弥尔顿式的倒装句法转向纯净的北方英语。现代派艾略特依靠美国口语诗传统,要求“纯净部落的方言”。苏格兰的麦克迪尔米德追求“一种能尽各种功用的语言,它有一种奇妙的透彻,又有火光样的品质。”更近的东尼·哈里逊也要“吞下父亲们的火一样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