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先锋的皈依
为了表述人类的生存境况,人们仿佛正在为这个时代征集恰当的定语。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标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主义的时代”或者“消费主义的时代”成为不少人常用的概括。很大程度上,这是80年代新启蒙的必然延续。新启蒙具有的解放意义已经得到了全面关注;同时,另一些历史问题陆续浮出地表。新启蒙揭开了高调的革命话语形成的特殊遮蔽。然而,现在看来,“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很可能正在形成另一种遮蔽。这个意义上,人们有理由认为,90年代两个*为重要的话题——“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乃是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围绕这两个话题而出示的精神向度,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群落。这两个话题之外,人们周围是否还存在其他精神向度?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宗教同样向技术和消费的压迫表示了顽强的抵抗。提到了宗教,某些作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视野的**,例如张承志、何士光、史铁生,还有北村。
这样,人们开始面对北村的一批小说。
我已不止一次地谈论过北村的小说。我不想隐瞒我对北村小说的基本判断——重要。我曾经在另外的场合分辨过重要的作家与好作家。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十分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 上篇
愈来愈多的人倾向于相信,文学正在消失;或者说,文学退隐了。一个漫长的文学休眠期已经开始。大部分公众已经从文学周围撤离。作家**的文化图像成了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幻觉,一批精神**开始忍受形影相吊的煎熬。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定期颁布,如果不是充当某一部电视肥皂剧改编的原材料,文学已经波澜不惊。当,文学出版物并没有减少,统计数字仍然节节攀升。但是,文学不再扮演文化先锋的角色。启蒙的口号再度受挫。如今,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金融,证券市场动向,计算机精英,生物学“克隆”风波,剩下的就是一些明星轶闻和体育消息。一些解嘲式的解释之中,这仿佛是小康时代必然出现的文化局面。这时,也许有必要重提海德格尔的一句**追问:诗人何为?
回溯历史,诗人曾经作为普通一员混迹于芸芸众生。鲁迅的《门外文谈》戏谑地形容过文学源头的“杭育杭育”派。的确,那个时候的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魔咒。《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毋宁说更像是一种日常的抒情表述形式。按照卢卡契的想象,古希腊的史诗诞生于一个同质的世界之中。那个时候,灵魂的轮廓线与物质的轮廓线并没有什么差别,“史诗赋予内部**的生活总体以形式”。换言之,主体、客体,内部、外部,文学或者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现即是再现。文学的自律、独立以及文学形式的强制性均是后来的事情了。生活的整体和谐破裂之后,生活意义的内在性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