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要旨在于其“大”,所谓“有容乃大”。当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的治校理念是“兼容并包”。这里的“大”,不仅是指能够宽容、包容,更重要的乃在于能够融科学人文、荟旧学新知。蔡先生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他还指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就是“厚德载物”���精神,它既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境界。只有自觉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目的性追求,才能够为这种胸怀和境界提供内在的理由和不竭的动力。大学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所担负的“载道”、“传道”之使命,正是其基本精神所决定的宿命。
然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工具理性所特有的方法论局限,使得大学精神面临着被日益缩减的危险。诚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大学精神无疑是文明的产物,但经过现代性的修饰之后,其人文内核越来越被日益技术化的体制所遮蔽。
现代管理的扩张,已经逐渐渗透到大学教育之中。“将工业管理的模式及不同的管理学论述引进到学校管理上”,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必然命运。它已经为发达**的历史经验所充分证明。而“学校引入管理学的原则及技巧,不但对施教者与办学者带来深远影响,就连教学工作的性质及内容也要重新定位,这些深层问题,在一片管理热中,鲜被考虑”(沃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把一切统统缩减为一个技术甚至技巧问题,恰恰是现代性的要求,也是其表现。现代规训技巧说到底乃是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科层制”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它充分体现了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同构的逻辑。当年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先生就曾深有感慨地指出:“学校里庞大的行政机构,好几百的职员,至少有一半是用在填表格,做报销,写呈文的案牍工作上的。”(潘光旦:《政治信仰与教学自由》)现代技术和技巧的价值中立性质,决定了它一旦变成目的本身,就必然排斥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追求。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本末倒置,这一现代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更深刻的在于,现代理性对必然性的过度推崇,瓦解了人们做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这一事实决定了人们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难以充当价值主体。这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所谓普遍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加上市场社会这一现实土壤的塑造,进化论的逻辑大兴。它把人们“抛人了”一种生存竞争的格局之中。当年赫胥黎所揭示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对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市民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启示,都证明了生存竞争的非道德性质。人的利益被诱发和强化,使人们越来越疏离了对善的渴求。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盛,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和对意义世界的捍卫。它直接导致了现代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忘却。陈寅恪先生说得好:“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然而,人终究是一种意义的存在物。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在者”,乃是“此在”。而“此在”总是从它的存在中领会自己本身。科学研究也是人作为此在的一种可能的在的方式,但不是这个在者的*切近的在的方式(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对于人及其存在而言,真正具有始源性的是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人越来越疏远了“大地”,存在之“谜”从而被遮蔽和搁置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被从大地连根拔起。人的本体论式的存在首先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方式的问题。现代性对人的存在方式的重构使得那种本然的和始源性的存在方式变得隐晦不明。
大师的“缺席”和“难产”,是今天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尴尬不过是人文精神匮乏的一个必然后果。陈寅恪先生当年曾就留学生存在的偏颇深刻地指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言。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的境界之超拔、知识之渊博、修养之深厚、人格之卓绝……都是划时代的。这一切离开了人文精神长时间的涵养和熏陶,是不可能被孕育出来的。记得黑格尔就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中没有神一样。有大学却没有大学精神,其情形不是同样如此吗?我们呼唤大师,首要的是应促成大学精神的复兴和回归。而这就不能回避对现代性及其文化后果进行一种认真而严肃的批判性反省。
王夫之说过一段充满忧患意识的话:“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这固然反映了儒家的拯救情结,但**大学不正担当着“我”的使命和责任么?问题是,大学精神本身的拯救要靠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