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思想开掘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确是作家的自我表达。因此,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常常就是作家的心灵自传,但真正伟大的作品又一定要能击中人类的心灵深处,足以引起历代读者的强烈共鸣。这就有一个矛盾,读者期于文学者,既有个性化和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看来,伟大的作家一定是用*个性化的方式表达*普遍的内容。这里“*普遍的内容”就是作家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通过不断的沉思和反省所开掘出来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思想��蕴,它是人类心灵深处*幽深的秘密,又是人类社会*内在的脉动。这也正好应了文学活动作为审美所天生要求的普遍性,即审美虽是单称判断,但又要求社会的普遍赞同。审美这种看似无理的普遍性诉求其实深深根植于人类情感、思想和人性的共通性之中。这也许正是经典永恒性和当下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伟大的文学家常常也是伟大的心理学家,甚至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有着智慧的头脑、敏锐的神经和沸腾的热情,能洞幽烛微,有所发现,有所宣告,时常成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要发现这种普遍的深层意蕴,就必须靠作家自身开掘思想的能力。大凡伟大的艺术家都具此功力,莎士比亚对人性心理的揭示、歌德对精神超越性的展现、曹雪芹对人间世相的揭露,都是如此。没有对生活的深刻开掘,或许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但绝不会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文学史上屡见同一题材因不同作家思想开掘能力的不同而差异甚大的情况。例如在现代文学史上,同是对人力车夫的描写,胡适、鲁迅、沈尹默等人的作品都有所涉猎,但由于认识深度、思想倾向和世界观的差异,对形象的塑造刻画,截然有别。胡适的《人力车夫》,虽然也写出少年车夫的悲惨际遇和生活艰辛,但因为他个人思想上的倾向性,却以一种向“异己”**的成员施恩的形式,表达一种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式的悲悯情怀。鲁迅的《一件小事》则深沉得多,通过“我”与车夫对待一件小事的不同态度,蕴涵着一种对下层民众崇高善良品质的尊崇和敬佩之情,挖掘出来的思想境界确实有高有低。正如当代作家高晓声所说:“在大量熟悉的生活面前,如果写作的人缺乏应有的见解,也会像一个不会烧饭的人躺在米囤上饿死。而一个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的人,却能够在熟悉的生活中发掘出自己原本没有认识的东西。”
当然,杰出作家之所以具有他人莫及的思想开掘能力,也不是天生的,而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在来说,生活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一个作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察,经受过各种生活磨炼,了解世情百态,体味过人间冷暖,这样才能从平常中见出深刻。可以残酷一点地说,经历过常人不可能经历的巨大苦难或人生巨变,甚至是生死考验,或者有过深刻的思想苦闷和人生危机的艺术家,常常更能写出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杰作。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并不是说非要作家都去经历一下人生的苦难,而是强调作家应当有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更何况,这种经历也不是人人可有、愿有、想有就有的,它常常是不期而至又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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