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现成的影响,还是从发表权力来说,年青诗人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争论还是展开了;公开的争辩持续了五年(1980-1985),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大部分时间里,朦胧诗,尤其是他们的理论代表处于被动,一度受到艺术以外的力量的压制,甚至遭受围困;然而朦胧诗不但没有消隐,反而越来越获得同情和支持;越来越扩大了它的追随者队伍。到了1984年底至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在祝辞中,代表中共**宣布了“创作自由”,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朦胧诗和他们的理论代表化被动为主动,结束了被当作异端的历史,在主流诗坛占据了地位。80年代中期以后,朦胧诗,尤其是舒婷、北岛的诗,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港台,乃至在西方大学的研究机构里,朦胧诗人成了中国诗歌成就的代表得到了远比老一辈泰斗级诗人更大的重视。他们的作品,早在80年代中期就分别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瑞典等国的文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色彩鲜艳的一翼。他们的成就被《中国当代新诗史》(刘登翰、洪子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层出不穷的专著所赞扬。朦胧诗的杰出作品,已经进入中国诗歌的经典的行列,毫无愧色地与艾青、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穆旦、余光中、洛夫、公刘、蔡其矫、李瑛的名作并列。
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诗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在突破历史障碍,追求艺术革新,开一代诗风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显出辉煌的历史的价值。
事实胜于雄辩,艺术胜于教条;真正忠于艺术的人,*能敏锐地和艺术的心灵沟通。艺术本身的力量比之任何貌似神圣的、吓人的逻辑更能化解隔膜和敌意。曾几何时,绝大多数当年对朦胧诗持激烈地批判、反对态度的诗人、理论家,和朦胧诗人、他们的理论代表们,亦即所谓“崛起派”的人士,通过历史的实践,走到了一起,不少还成了真正的朋友。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70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