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远离喧嚣的地方王卫平wangweiping纪录片《老师》的拍摄是从追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牺牲的老师开始的。
2011年清明节,《老师》摄制组去了大地震灾区,寻找那些经历大灾难的人,寻找大地震时奋不顾身的老师,寻找危机时刻的师生关系,也寻找已经被社会淡忘的师魂。
在四川北川和什邡的那几天,我们一直被感动,不仅仅因为在那个生死时刻这些老师的行为,更是直击了亡者的亲人们在心中难以割舍的那种痛痛的思念。可我知道,无论我们怎样尊重这些亲人,或者在一旁默默地陪着掉眼泪,都无法减轻他们内心的创痛。
在经历了感情激荡的地震灾区后,我们又去了甘肃、湖南、贵州、山西等省,这些乡村学校所处的地貌特征迥然不同,或在干旱贫瘠的黄土窑洞里,或在山青水绿的大山沟里,**相同的是:面对我们,每个乡村学校教室里都异常安静,孩子们或在读课文,或在写作业,一旁的老师们,无论是脸颊上刻着岁月沧桑的老教师,还是稚嫩表情如大孩子的新老师,都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些闯入者,从她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感情波动的涟漪。这种平静经历多了,我甚至感到平静会变成一种枯燥。
面对我们的摄像机,乡村老师们更多的是安静地坐着。我们搜肠刮肚,不断想挑起话题,可大部分结果是失望的,老师们“不配合”我们的提问。甚至有时候,我们相对无言,任凭摄像机在那里转动。
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没有吸引人的情感故事,没有激动人心的动人情节,没有起承转合等任何吸引眼球的卖点,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以贯之的平静的生活。我想,我们在等待什么呢?对于所有人,时间都是平等的,它慷慨地赐予我们同样的刻度,而我们与她们的感受差距巨大。她们是时间的胜利者吗?因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她们没有做什么新的选择,生活在一个地方,似乎让时间凝固了。而我们呢?永远在跟时间赛跑,永远在做新的选择。
时间就是生命,哪一种生命更有价值呢?她们的世界不精彩吗?她们的生活不充实吗?她们不成功吗?她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就落伍了吗?很难回答。
在后期机房里,面对大量素材,导演高伟峰坚持给“非地震老师们”更大的时间配额。
在片子试映后,观众的一些意见摆到了我们面前。一个突出的意见是片子时间长了,片子前半部记录甘肃、湖南、贵州几位老师的部分“显得拖沓”。
高伟峰导演曾经与我说过,如果片子中没有汶川地震部分,还有没有人看?从逻辑关系看,没有几十年乡村老师们的平静生活中的善良职责,就没有后来的奋不顾身。这个逻辑关系不知能否成立?这个逻辑关系不知能否被社会接受?这个逻辑关系中蕴含的伟大的力量不知能否被我们理解并传承下去?观众似乎在等待什么——是等待刺激眼睛的夸张的镜头语言?还是震耳欲聋的声响效果?还是起伏跌宕的情节?观众们往往根据以往的观赏经验,所以他们需要积蓄情绪,并在一个或几个感官和情感的爆发点进发。可是,《老师》这个片子里那几个省份山沟里那些乡村老师的故事非常平淡、非常朴实,全然没有很多观众需要的情绪节点。那么,已经习惯了感官刺激的观众们能接受长时间的平静吗?那么,对影像的平静叙述都没有耐心的观众们,作为一个读者,可能看下去这些更平淡的文字吗?《老师》一书的出版意义何在?怎么办?*终,我想起了康典先生曾经对我们讲过的初衷,想起我们在山沟中曾经面对面的那些普通乡村老师。无论如何,我们面对过她们的生活,被她们感动震动,我想,即使是对着这些老师,我们也要将书出版,我们不仅要让大地震中牺牲的老师做主角,也一定要让那些山沟里默默无闻、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主角的乡村老师成为201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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