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的一个下午,猩红色的橡树和白蜡树在风中摇曳生姿。在猎猎寒风中,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校园里*挺拔的大树也嘎吱作响,好似在哀叹树枝上的寒冽一般。一边朝着研究生教室走去,我一边想,我的骨头肯定也在发出这样的声音。22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弗吉尼亚州秋日的严寒会加重我先天性脑瘫的症状—我也见多不怪了。我不会纠缠于此。我的社区机构咨询的研究生学业刚开始,现在我只想专注于自己的学业。沉浸在学习中可以让我忽略身体上的伤痛,让我忘记不久前脚部的骨折。我背着塞得满满的背包,坚持着向前走去。 走道上的人昂首挺胸,迈着强有力的步子阔步向前。为了尽可能避开他们,我选了看似更为**的草坪。草坪上的人少得多。我踏着青草,朝着异常心理学的���室走去。我好不容易才把两本笔记本、一本课本还有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塞进我紫色的背包中。走在路上,我已经觉得不堪重负了。背包顶端的拉链没有拉上,它的边缝因为东西装得太多而变形扭曲。我的身体也是扭曲的,虽然我不想承认这点。 我脚下的草地颠簸不平。对我这样的腿来说,这种地形可谓是危险重重。我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落脚点,但是刺骨的寒风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寒风刺痛着我的脸和我的手指,我的指尖已经没了感觉。 我把左手伸进防寒外套的口袋里,摸索着我的黄色手套。可惜,冻麻的手指完全无法抓到它。我的手套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落在了地上。“太好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弯下腰去捡手套。蹲下的时候我应该小心点,应该慢一点,才能在崎岖不平的路上保持平衡。但是,我的身体向前倾斜,好像准备翻跟头一样。 突然间,我的身体失去了控制。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痛得无法呼吸。我试着吸气,但是这感觉就像是从稻草里吮吸浓稠的奶昔一样。我感到一阵眩晕,每呼吸一下的痛比寒风还要刺骨。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舔到了唇上的沙砾。 我躺在地上,脸对着走道,样子就和小孩子们喜欢把耳朵贴在铁轨上,想听到火车到来的声音的时候一样。但是浑身颤抖的我,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就连那呼啸经过的山地车的咔嗒声我也没有听到,直到骑车人在我身后大喊:“哇,厉害啊!你走路那样儿,真是优雅!”他的声音中满是嘲讽、嬉笑。听到声音,我抬起头,入眼的是亮蓝色的弹力裤,裤子下的肌肉轮廓分明,紧致结实。当他骑车经过我时,他腿上的肌肉依旧弹性十足。 “闭嘴!”我感到一阵窒息。由于不能呼吸,连我的反应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蔫儿了下来。不过,我内心的声音现在异常清晰,脑海里闪现的是广为人知的口头禅:放松下来。尽快放松下来,痛苦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次听到这句话时,我只有8岁。我还在医院里准备接受外科手术,在儿时的记忆中,历历在目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扶着我躺在担架上。担架上很舒适,上面的毯子很温暖,在我的手脚被束住时,我没有任何反抗。我被推到了一间宽敞的等候室中,其他的男孩和女孩也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一个护士像猫一样在他们之间穿梭。突然,她注意到了我,看起来好像要扑过来一般,好在她只是走到我的身旁。我的病号服(病号服是黄色的,上面是一排排快乐的泰迪熊)被脱了下来,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腿上传来的刺痛让我哭了起来。护士拍着我的肩,安慰道:“宝贝儿,试着放松一下。尽快放松下来,痛苦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我的现实世界变得模糊,就像阳光下融化的黄油一般。父亲的面庞、母亲的声音以及紧贴在我身上的床单,一切都在我进入进手术室时颤抖起来。手术室里全是放光的金属和蓝绿色的瓷砖。里面的人也是蓝绿色的。他们戴着帽子、面罩,穿着**服,看起来像是些奇怪的乌龟一样。后来,我经常会在噩梦中梦到那些乌龟。他们是谁?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要对我做什么? 不知道是谁的手松开了我手脚上的束缚。他们要放我走了吗?上帝啊,让他们放了我吧。求求你了!我被放在一张金属桌上,头顶上挂着炫目的灯,那时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灯。炫目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但我能感受到灯光发出来的光热烤着我的皮肤。戴着手套的手指在我的胸口涂了凉冰冰的凝胶,接着在上面放了两个小小的白色圆盘。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只手朝着我伸过来,我听到了我的主治医生熟悉的声音。“莉娅,放松点。我们把这两个小片儿放在你胸口上,这样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如果能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那就说明你的心脏还在工作。”我想告诉医生我压根儿不关心我胸中的火车,我只想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可我的嘴唇丝毫没有反应。 一张黑色的橡胶面具像掠食性昆虫一样在我脸上盘旋。它离我的脸越来越近,我都可以闻到一阵恶心的味道。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我试着扭过头,吸一大口干净的空气,可是一只戴手套的手固定住了我的头。“到睡觉时间了。”一个护士说道。她轻抚着我的脸庞,接着说:“莉娅,吸气,放松。试着放松下来。”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摔在了草地,我努力重复那些话,让自己保持镇定。我慢慢站起身,用手套拂去了脸上的灰尘,拨开了挡在脸上的头发。这一摔,把我包里的东西都摔了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收起东西,从草地里捡起我的钢笔,掸掉了笔记本上面的尘土。《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的栗色封皮也摔破了—书面中间露出了一条白色的裂缝。我颤抖着双手将撕破的书放进背包中。我发誓一定会尽快把书皮粘好。我的胸口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左手腕颤动着,双手划破的伤口也流着血。我能从哪儿找个胶带把书粘起来呢? 我努力咽了口唾沫,撑起身,一瘸一拐地朝着教室走去。当我到教室时,戴眼镜的红脸教授正站在黑板前画着精神疾病图。我走进教室时,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身对我怒目而视:“上课时间是4点,不是4点15分。” “抱歉,我迟到了。”虽然没有意义,但我还是道了歉,接着坐到了**排的空座上。 我疯狂地将图抄画在我的笔记本上,好将自己的情绪—痛苦、愤怒、无力感抛之脑后。我不想察觉自己的情绪。只是那晚,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绵延的黑暗带来了让人厌恶的痛。嘴里含着几粒阿司匹林,脚上放着热敷用的毛巾,我意识到我根本无法逃避,也不能再继续否认。事实越过了愤怒,从我嗓子眼里涌现出来。黑暗中传来一声哽咽:我需要帮助。 一大早,我约好了与另一位医生的会诊时间。几天后,我到了他的办公室,那个白发苍苍的专家让我不必担心。他说,我很漂亮,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的男人来照顾我。我怒不可遏。我想,谁说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但是,医生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只好把问题憋回了心中。他的声音非常温和,好像在哄婴儿一般:“你的身体无法继续承受你对它的要求了。你需要坐上轮椅。” 我把手抽了回来。不!我内心的声音呐喊着。我不! 当我还是那个在我祖父弗吉尼亚州雪兰多山谷的农庄长大的小女孩时,我便一直挣扎着做个正常人。祖父的谷仓是我儿时的天堂。我喜欢在牛棚里漫步,探索每一个落满尘土的晦暗角落。有时,我会在谷仓里发现其他的难民:在贮藏的干草中抚养猫崽儿的母猫。细微的猫叫声会从它们隐蔽的托儿所传出来。我会循声而去,直到找到它们为止。在找到它们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头满是敬畏,让我无法呼吸。我找到的那些小生物似乎也停止了呼吸。它们就那么盯着我,看起来如此脆弱无助。它们的双眼就像刚点亮的火焰一样,闪烁着警觉。 在我小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谷仓里的小猫,害怕被人察觉,担心他人看到我糟糕的样子。那时的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恐惧,甚至对此无从谈起。我只能做我**会做的事情,全身心地关注自己的外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与常人一样。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对外表的坚持做到了**。现在,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坐上了轮椅,那怎么还能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我怎么能做个正常人?不过,这些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太严重、太可怕,我根本无法说出口。我只能礼貌地对医生点点头,感谢他这次的会诊。 给微笑的接待人员付完钱,我便夺门而出,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我站在医院外,靠着墙,把手放在坚硬不平的墙面上,让双手镇静下来不再抖动。我低着头,紧紧闭着眼,好像片刻的黑暗也可以带走让我恐惧的现实。“求求您了,上帝,”我喃喃道,“让我找到另一个答案吧,一个适合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