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原来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64年间，已经被翻译为30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问世64年间，想模仿和超越这本作品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本能做到。

**章 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西方**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词来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顺从时，也不会去解释说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支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成了有关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后一人的决心？在*了解日本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灭绝作为另一选择？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期间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的人们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他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胜利者。 然而，在6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高政策还是事关散落于日本后方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支持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课题颇有难度。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手是容易的，但要试图搞明白你的敌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难得多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得完成。问题是日本人会怎样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们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战争中日本人的作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必须观察他们操纵战争的方法，而且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看待。同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也是按他们的品性行事的。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特殊征兆呢？他们领导人的鞭策战争精神，打消迷惑、战场用兵的方法……所有这些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循迹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来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生活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与压力，并亲眼看明白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而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怎样抚养成人。约翰·艾姆伯瑞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著作，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关于日本的大量问题在写那部著作时尚未被提及。

**章 课题：日本／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17 第三章 各就其位／36 第四章 明治维新／65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84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98 第七章 报答*难承受／114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124 第九章 人情圈／153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168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199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221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