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发表后,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极大反响,可是曹禺此后的创作并不顺利,逐步陷入“难产”困境,这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曹禺现象”。戏剧不似小说、诗歌,是面向大众的艺术,戏剧家要同时面对专业剧评家和业余观众,针对诸多的接受群体,戏剧的宣传教化功用更突出。戏剧家在获得鲜花掌声的同时,也比小说家和诗人承受更多质疑与猜忌,承担更多责任与风险。这是处于抗战、新中国成立初等特殊时期,戏剧名家曹禺不得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曹禺创作生涯的诸多复杂性,也为曹禺研究创造了旺盛生命力,“说不尽的曹禺”成就了“说不尽的曹禺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前(1949以前):褒贬兼有、毁誉不一 这一阶段研究者对曹禺的综合评价是盛誉之下有质疑,定评之下有争议。代表���的要数40年代吕荧所著《曹禺的道路》和杨晦的《曹禺论》。其实在30年代末,就有综合研究文章问世,此时正是曹禺整个创作生涯的起始期,研究者综论其作实为冒险之举,但几部高质量戏剧的集中问世,让研究者们跃跃欲试。如1937年司徒珂的《曹禺的三部曲及其演出》、1939年白雪的《论曹禺》等,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曹禺综合研究文章。 曹禺戏剧“取胜的武器”在戏剧技巧,也是曹禺综合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前的对曹禺戏剧技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处理、情节安排、结构、语言等方面,褒贬兼有,毁誉参半。大多数文章都综合论述,类似郑学稼《论曹禺剧中的人物》的文章较少。如1943年鲁思发表的《剧作家:曹禺》,立足生活背景分析曹禺的戏剧,概括了曹禺剧作的八个优点和四个缺点,是吕荧和杨晦大作问世前对曹禺作品得与失总结全面、论述精到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