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面面观》是福斯特1927年在剑桥的一系列演讲,在文学史上广受好评,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本书的特点是结构清晰、全面、易入门,作者以自身的写作出发,并对照文学史上的**作品深度分析,其中不乏对菲兹杰拉德、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尖锐的点评。福斯特在这组系列演讲中谈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提出小说既大于现实又小于现实的观点;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观点,成为后世的评论家经常采用的术语;提出"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的观点,对于叙述角度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如模式与节奏的探讨尤其深具开创之功与启发意义。

我们不妨先从探讨"英文文学"的界定开始。当然,这里的"英文"应当理解为以英文写作,而非**在特威德河以南,或大西洋以东,或是赤道以北地区出版的读物;我们不需要考虑地理条件,这些还是留��政治家吧。然而,即便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否就能如愿自由了呢?我们是否就能在讨论英文的虚构文学时完全忽略其他语言的作品,特别是法语和俄语作品呢?就影响而言,我们可以忽略它们,因为我们的作家从来没太受到来自各大陆的影响。然而,在这门课程里,我希望尽可能少地论及影响,理由且容后再述。我的论题是特定的某类书籍,以及这类以英文呈现的书籍的方方面面。我们能否忽略它在欧洲大陆上相关的方方面面呢?恐怕未必。在这里,我们要面对一个不那么愉快、不那么"爱国"的现实:没有任何一位英文小说作者伟大如托尔斯泰,换言之,没有英文小说作者做到了那样全面、完整地呈现一个人一生的画卷,不管是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宏大史诗的层面;没有英文小说作者曾探究人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深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小说作者曾剖析现代意识如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成功。在这些巨大的成就面前,我们必须驻足。英文诗歌无所畏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一样。可英文小说就没有这么成功了:在业已面世的作品中,还不曾出现**的著作。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点,那就是犯下了狭隘的地方主义之过。
话说回来,地方主义对写作者来说并无大碍,说不定还有可能成为其创作力的源泉,只有假正经的人和傻瓜才会抱怨笛福是个伦敦佬或托马斯·哈代太土气之类的。可对评论者而言,地方主义就是严重的错误。评论者没有狭隘的权利,那是艺术创作者的特权。他必须拥有广阔的视野,否则就等于一无所有。尽管小说本身拥有创造性作品的特权,评论却不能行使相同的权利,英文小说里有太多"小楼"得到了过度的赞誉,被当作了巍峨"大厦",以至于已经损害到了英文小说创作本身。随便举四个例子吧:《克兰福德镇》《密德洛西恩监狱》《简·爱》《理查德·费弗洛尔的苦难》。出于种种或个人或乡土情怀的理由,我们可能会喜欢这四部小说。《克兰福德镇》跃动着英格兰中部小城镇的风趣幽默,《密德洛西恩监狱》是****的几部走出了爱丁堡的苏格兰著作之一,《简·爱》是一个美好却仍未成熟的女子的热烈梦想,《理查德·费弗洛尔的苦难》洋溢着田园牧歌的韵味,闪现着时下流行的机智火花。但这四本书都是"小楼",并非"大厦",如果将它们与诸如《战争与和平》的雄伟廊柱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壮丽穹顶放在一起,我们就能清楚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并据此给予它们恰当的尊重。
在这一系列的讲座中,我不会过多提及外国小说,也不会假装自己是外国小说专家,只是受制于职责规范而不得不闭口不言。但我的确希望能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强调它们的伟大,先铸模,再谈论,让我们的主题能在它们的荫蔽之下展开,这样,待到终回顾时,我们或许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各作品本身真实的光彩。
关于"英文"的界定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谈谈更重要的一点,"某一或某些时期"的界定。这种以时间划分区间或发展阶段,进而强调影响力和流派的概念,也恰恰是我想要在我们这场简短的考察中予以回避的,我相信《西班牙冷汤》的作者一定能够原谅这一点。在这个课题中,时间将始终被视为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这样看待英文小说作者们:他们不是在裹挟万物而下的时间长河里浮沉,不是处在一不小心就会消失踪迹的危境中,而是全都安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圆形的房间,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那样,所有人同时书写着他们的小说。他们坐在那里时想的不是:"我是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我是安妮女王时代的……我承袭的是特罗洛普的传统,我是反阿道司·赫胥黎的……"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手中的笔才更实在。他们醺然沉醉,喜悲随墨水倾注到纸面,他们因创作这一行为而相似。当奥利弗·埃尔顿教授说出"1847年之后,小说的激情便截然不同了"时,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而这便将是我们审视他们的方式--并不**,但刚好符合我们的能力,它能够保护我们避开一系列危险,伪学问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