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突然空袭，打破了四十一步村的平静。阿燕的父亲被空袭炸死，母亲被日军残忍杀害，青梅竹马的刘兆虎也离她而去……中美合作训练营的成立，让两个美国人走进了阿燕的生活，一个是行医的牧师，一个是训练营的教官。而刘兆虎的入营，使得阿燕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更为复杂。牧师收留阿燕她并教会她行医，使她在艰难的生活中坚强了起来。阿燕在刘兆虎危急的时候，给了他一个遮蔽风雨的港湾。

还是回到七十年前的那**吧。那天的狂欢一直延续到了半夜，待众人散后，你们两个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的一等军械师，还有你，刘兆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学官，还没有尽兴，就偷偷溜出来到了我的住处。伊恩带来了两瓶苏格兰威士忌——那是前几天去七十里外的军需处取邮件时弄回来的。就在我住处的那个简陋厨房里，我们三个人喝得烂醉如泥��那**没人管得了军纪，那**连上帝也开只眼闭只眼，那**犯的任何过错都可以原谅。你，刘兆虎，说威士忌是天底下难喝的酒，有股子蟑螂泡在尿里的臭味。可是臭味也没能阻拦得了你，你依旧把你的杯子干了一轮又一轮。后来，喝到半醉的时候，你就说出了那个建议。
你说以后我们三个人中不论谁先死，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聚齐了，我们再痛饮一回。
那天我们都觉得你的建议很荒唐，你说的是“死后”，而不是“以后”。我们既不知道别人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死后的世界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片无解的未知。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你才是我们中间的智者。你已经预见到随着天皇的“玉音播送”，我们将很快各奔东西，我们今后的生活轨迹，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交集。活人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则不然。灵魂不再受时间、空间和突发事件的限制，灵魂的世界没有边界。千山万水十年百年的距离，对灵魂来说，都不过是一念之间。
那天夜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相互击掌握手，在嬉笑之间接受了刘兆虎的建议。当时我们都觉得那个日子还很遥远，我们不可能完全认真。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把死亡推到了它本该待的位置，那个位置离我们都还有几步路。虽然我是三人中间岁数的，那年，我也不过才三十九岁。
虽然我想到了我可能会是个去月湖践约的人，但我没想到那个日子来得如此之快，我竟然会死在我们立下那个约定的三个月之后。
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我已经能像一个当地人那样自如地使用筷子喝汤、夹花生米，熟练地系上或解开长衫上那些烦琐的布纽扣，用一抑一扬的步子，相对轻松地挑着半满的水桶走上几里山路。我能讲一口几乎没有破绽的当地土话，甚至能给老乡解说官府布告上的大部分内容。我给霍乱病患者做过临终祷告，从叮过老鼠的跳蚤那里感染过斑疹伤寒，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困在屋里几乎窒息，经历过三天的断粮窘境，在杭州城里遇上空袭差点没来得及跑进防空洞。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一次夜行中遭遇土匪。尽管我们（我和我的妻子珍妮）的穿着打扮与当地人无异，可是当他们迎面走过的时候，还是发现了我们是“番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荷包比当地人饱实。在刀尖的威逼下，他们对我们进行严格搜身，后发现我们居然一无所有。就是那次惊吓，使得珍妮在不久之后死于小产。
可是每一次的险境，上帝总能为我找到一条狭窄的逃生之路。我没有死于战争、饥荒、流行病，我却死在了自己的手中。我在波士顿大学学到的那些医学知识，帮助我救治过很多人的性命——尽管没能救活我的妻子。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被我救治的性命原来都是有价的，那个代价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医术终从背后捅了我致命的一刀。
在我们喝完那顿酒之后，你们很快就开拔去了上海和江苏的几个城市，协助国民政府维持秩序，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我，却在那个秋天乘坐“杰斐逊号”邮轮，踏上了回美国的路程。我母亲来信说我父亲病重，希望在临终前看到多年未见的长子，那个被他献在祭坛上的以撒。我是平民，不用像伊恩那样排在积分制的长队里等候复员回国的命令。我没费多少周折，就买到了远洋轮上的一个舱位。只是我终没能见到我的父亲——他没有死，死的却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