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会如此执着地研究人口经济学?这还是要从2007年说起。当时,携程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的工作,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硅谷当时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很自然地,创新和创业成为我的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的创业活力和这个**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随后,我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很可惜,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关于中国、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需要补充的领域,所以,我开始��究中国的人口数据。我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的中国还在实行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认识了很多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发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有各自的盲区。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是并不清楚人口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在当时是一个敏感话题,缺少深入的对话和讨论。所以我决定尽我所能,来传播我的人口观点和政策建议,推动我国生育政策的早日改变。 我之所以相信自己对人口政策的推动能够起到独特作用,是因为我作为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以及研究领域,和以前的经济学家不同。以前的人口经济学家往往只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讨论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而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对经济更为关键和重大的影响,是对创新力的影响。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经济阶段,发展是否能够高速和持续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但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隐患。不过,由于这还是一个前沿学术领域,人口和创新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此我觉得我有责任从人口创新的角度,为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提供独特视角。 2012年,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是中国**本批评一孩胎化政策的书,在我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让计划生育的讨论,从禁区走到了公共领域。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黄文政就中国人口问题公开发表了上百篇文章,也合作写了《人口创新力》以及《中国梦呼唤中国孩》。除了书,我也透过其他传播渠道,持续地在公共领域讨论人口政策议题,同时向大众普及人口经济学。我做了纪录片、人口经济学的音频课程,参加了很多内部和公开的讨论,也帮助起草了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和内参。2021年,我牵头组建公益性机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简称育娲人口),其汇集了中国人口和经济学家,致力于人口和相关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