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英国**小说家。《文静的美国人》是其“政治小说”方面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后期为背景。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即将面临失败之际，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趁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第三种势力”，而令无辜的老百姓不断遭受伤害。*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遭到暗杀。作品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恶劣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讽。同时，作品还描写了这个美国人及本书另一位男主人公、英国某报社记驻越南记者福勒与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凤儿之间一场爱情纠葛，大大增强了这部严肃作品的可读性。
本书是作者的“政治小说”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后期为背景，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趁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第三势力”，使无辜平民屡遭伤害，*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被人民处死。

**章
晚饭后，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他说过，“我*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等到半夜以后，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那会儿是二月，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
当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公**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不过那样的话，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
“凤儿，”我说——这意思是凤凰，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没有来。”
“Jesals.Jet'alvuse ulghfen Etre.”
“你还是上楼去等吧，”我说。“他这就要来啦。”
“我可以在这儿等。”
“*好别在这儿。警察会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不愉快的笑话，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不会懂得我的嘲讽。说也奇怪，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等我们刚走过，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
“她们在说些什么？”
“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
在我房间里，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我陈设的一盆树，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Tu es troublo”凤儿说。
“这不像他的为人。他一向挺守时间。”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凤儿点着了煤气炉，动手烧水泡茶。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说。
“也许。”
“他很喜欢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说。
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我闭上眼睛，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烧开水，叮铛响着拿茶杯倒茶，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这就快来了，”她说，仿佛他不来，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究竟谈过些什么。派尔为人很认真。他那一大套关于远东的演讲，我早受够了。说到远东，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说来很明确，很令人气恼。凤儿呢，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要跟她说清楚，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模糊的知识，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这时候，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
“他仍旧爱你吗，凤儿？”
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我伸手过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
“是他来了吗，凤儿？”
她大声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恋爱吗？”——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她问我。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点亮了烟灯，烟盘也已经摆好了。在她皱着眉头，凑近灯火，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黄的琥铂色。
“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我问她。
“不抽。”
“你应该让他抽上瘾，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就总会回来，哪怕他跑到法国去。抽上鸦片，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这会儿，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床边，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在凤儿全神贯注，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烟灯照亮了她的脸。我很喜欢我的烟枪：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两头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这时候，她把手腕一转，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把烟泡装上，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握定烟枪，等我去拍。我吸着时，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
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我可不成。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着，脖子靠在皮枕头上，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真个的，事情非常明白。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拍几斗烟。他不愿意打扰我。清早，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
烟签插进了烟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烟枪时，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着她的灾收窝。“你离开了我以后，”我说，“幸好我可以靠这个混混。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凤儿。”
“可是他要和我结婚，”她说，“就快啦。”
“当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
“好”
我心想，要是派尔一直不来，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不过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烟后，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当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着我，那也很惬意——她总是仰着睡。早晨一觉醒来，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个人寂寞。“派尔现在不会来了，”我说。“就待在这儿吧，凤儿。”她把烟枪递给我，摇摇头。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派尔为什么不来呢？”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
“我也不会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他就不会上这儿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烧一袋烟吧。”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首诗：“Mon enfant,ma soeur…”下文是什么呢？
Aimer a loisir
Aimer et mourir
An pays qui te ressemble。
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dont I’humeur est vagabonde．”我想，要是闻闻她的皮肤，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尔就好了，”我大声说，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还忍受得住——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派尔，”她说。
“不。他不是这样敲门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房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大声喊着。
“我就是福勒，”我说。来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头来，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
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马上——快去。
“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佛朗松”。
“为了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
“Toi ausi，”他向凤儿说。
“跟女士说话，你得客气点儿，”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
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后，我就来。”
“Sur le chung，”他说，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相当固执、身材矮小的家伙。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起来，打好领带，穿上鞋。在这儿，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办法，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里，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四处找寻，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那里的警官告诉他，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军，就是高台教军，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也许，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也许，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说，“我可不走着去。要我去，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抽了三袋鸦片后，我觉得脑子清楚、灵活：容易作出这类决定，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他们找我来，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以前，在几次宴会上，我会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疲倦、颓唐，又热又闷，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他立即让步，只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对这闷热的天气，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
他用英语说道，“很对不住，我不得不请你来。”
“我不是给请来的，是奉命来的。”
“噢，这些本地的警察——他们不懂事。”他的两眼盯住了《冥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派尔的。”
“你*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决绝的语调。她的英语很差，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等待了。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你**次是怎么遇见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是派尔遇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一双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您不介意吧？”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我姓派尔。是初次到这儿的，”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后，他很快地抬起头来，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
“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
“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我这么说，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前，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末一版的新闻——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白绸裤子，又长又紧、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衣衩开到大腿以上。我注视着她们，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准会怀念她们的。“她们很逗人爱，是吗？”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
“哦，的确，”他满不在意地说：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他说，“假如闹出一件事来，那会很尴尬的，——我是说，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
“涉及到你们一个人？是呀，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国会可不会乐意的。”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也许不过十天以前，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这会儿，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不是对哪一个人，而是对一个**，一个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要来改良整个宇宙。

扎迪·史密斯作序**！
“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整整一代人的精彩讲述，宛如预言。”
——亚利克·基尼斯
“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伟大的小说家。”
——金斯利·爱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