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展现20世纪上半时中国8位**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
蒋梦麟，20世纪二十三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1928-1930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45-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梅贻琦，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张伯苓，1919-194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竺可桢，1936-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罗家伦，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三四十年代任**大学校长。
任鸿隽，1935-1937年任四川大学校长。
胡先骕，1940-1943年任中正大学校长。
这8位校长有7位留学美国，张伯苓早年虽未留美，同样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的影响，曾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们花大力气将西方科学精神和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对北大、清华、南开、浙大、**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建设，对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体制的缔造，做出了**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书不随流俗，不囿偏见，择其要者——勾勒出来，颇具参考和研究价值。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重臻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与**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为**、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 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P17-18

前言：看他们怎样当校长
北大功臣蒋梦麟
胡适：两次当校长
梅贻琦怎样做人做事
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竺可桢：管天的人如何管大学
罗家伦的校长生涯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胡先骕与中正大学的命运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胡适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
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
——罗家伦
大学生四年毕业，并非教育的终了。乃是教育的开始。
——任鸿隽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胡先骕
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等八位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行者、奠基人。他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又是中国**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担任校长，为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作出了**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学术传统和现代教育制度被中断了。学统的中断和制度的断裂，让后人走了很多弯路。因此，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实践和人格风范，是中国教育复兴的精神资源；他们的复杂经历和坎坷命运，可以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