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之名,始见于殷墟出土之卜辞。据董作宾之统计(见《殷代的羌与蜀》),号称十万片之甲骨中,记蜀事者凡十一条,均为武丁时文;其可属读者七条,内容均极重要,殷蜀两国之关系可考矣。按此七条所记者五事,蜀射一也,蜀御二也,至蜀三也,征蜀四也,孽蜀五也。
殷末蜀国地望虽不能详考,然以其邻国犬、雀、羌、缶、周之属考之,蜀之疆域约当今之陕南川北。盖蜀为当时西南大国,地与缶国羌方邻近,与殷常有交通。殷蜀和好,则殷室遣使使蜀,是谓至蜀;蜀国射手御人人事殷室,是谓蜀射蜀御。卜辞所记,殷用蜀射,一次征调多至三百人。蜀使至殷,备受欢迎,武丁且燕享之,是谓稾蜀。两国交兵,武丁收人征伐,是谓征蜀。据此片断材料,殷蜀两国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
《尚书·牧誓》称武王伐纣,誓于牧野;西南君长从征者八:庸,蜀,羌,男,微,卢,彭,濮是也。《牧誓》一文虽非西周文字,论者疑为战国时人补作,然此八国之从周伐殷,历代学者尚无异词,而其地望概居周之西南,亦可断定。《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有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仿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髣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
《牧誓》八国,见于L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均与殷室有交通。陈梦家著《商代地理》(《禹贡》卷七,第六、七合期)以此四国为近邻,自武丁以降,与殷室或战或和。其邻又有缶国,居蜀近处;又有马方,则后世之白马氐、冉骁夷之属。微或者为彳,或即蜀之眉州,地有眉山。濮为南夷,亦在蜀地。凡此诸国或以羌蜀为*强,武王竟得力以灭商。
蜀与周室之关系,史不可详。四���广汉出土大宗玉器及其他器物,就石璧、石珠、琬圭、琰圭、琮、圈之形质言之,其为西周遗物,或可断定,是西蜀之接收周氏族文化可得证明。降及**,蜀与中原交通日繁,而与秦之关系尤为密切。《史记》云:
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4年),蜀人来赂。——《秦本纪》,《六国年表》
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左庶长城南郑。——《六国年表》
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南郑反。——同卜
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蜀取我南郑。——一同上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县),于是楚为扦关(今四川奉节具) 以距之。——楚世家》,《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7年)蜀人来朝。——《秦本纪》,《六国年表》
据此可见战国之世,蜀尚强盛,北向可以抗秦,南下可以伐楚也。
《牧誓》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均与殷室有交通。陈梦家著《商代地理》(《禹贡》卷七,第六、七合期)以此四国为近邻,自武丁以降,与殷室或战或和。其邻又有缶国,居蜀近处;又有马方,则后世之白马氐、冉骁夷之属。微或者为彳,或即蜀之眉州,地有眉山。濮为南夷,亦在蜀地。凡此诸国或以羌蜀为*强,武王竟得力以灭商。
蜀与周室之关系,史不可详。四川广汉出土大宗玉器及其他器物,就石璧、石珠、琬圭、琰圭、琮、圈之形质言之,其为西周遗物,或可断定,是西蜀之接收周氏族文化可得证明。降及**,蜀与中原交通日繁,而与秦之关系尤为密切。《史记》云:
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4年),蜀人来赂。——《秦本纪》,《六国年表》
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左庶长城南郑。——《六国年表》
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南郑反。——同卜
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蜀取我南郑。——一同上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县),于是楚为扦关(今四川奉节具) 以距之。——
《楚世家》,《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7年)蜀人来朝。——《秦本纪》,《六国年表》
据此可见战国之世,蜀尚强盛,北向可以抗秦,南下可以伐楚也。
当此之时,四川境内尚有巴国,号称强大。巴国之名,始《春秋》。《左传》称武王克商以后,巴为周南土之一(昭公九年),又言巴为姬姓(昭公十三年),与楚关系*深。盖巴处蜀东南,与楚为邻也。《左传》记巴楚交涉数条如下: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鄹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蘧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鄹。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鄹,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麇人宵溃。——桓公九年(公元前753年)
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 而惊其师。 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87年)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
巴人伐楚,围鄹——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
巴之立国始于何时,史籍弗详。武王伐纣,西南夷从征者八,巴不与焉。《华阳国志》于此事更有增益。《巴志》曰:
帝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
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濮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常璩不但以从武王伐纣之蜀包括巴蜀,且以巴为姬姓证之。至其封地,常书曰: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荧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
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硖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硖,广德屿,故巴亦有“三峡”。巴楚数相打伐,故置扦关、阳关及沔关。
降及战国,巴楚关系稍加改善,或通婚姻。 《华阳国志》又云:
战国时(巴)尝与楚婚。及七国称王, 巴亦称王。周之季世, 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日:“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日:“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战国末年,楚国哀弱,秦与巴蜀为好,而巴蜀世有战争,卒致灭亡之祸。
四川广汉文化遗址位于县西北十八里之太平场。去场二里许,有小庙曰真武宫,位于土坡之上,土坡高出周围平原约四五十尺,即古代文化之遗址也。
1931年春,居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溉田不便,乃将溪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大小不一,垒置如笋,横卧泥中,疑其下藏有金银珠宝,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石璧若干外,闻复拾得石圭、石璧、玉琮、玉圈、石珠各若干。然颇不重视,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
损毁。
时英籍牧师董宜笃氏(A.H.Donnithorne)正在该县传道,闻知其事,乃告于驻军旅长陶宗伯氏,并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氏(D.S.Dye)同往调查。燕氏乃将所存玉器五件售与陶氏,复将*大之石璧一枚、琬圭一柄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陶氏亦将所获全赠该馆,以便保存。同时董君亦购得玉琮一个,复亦赠送该馆。戴氏著《四川古代石器》(《SomeAncient Circles,SqualEs,Au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Szechwan》)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四期,备记其事,并对于诸器物之用途略加讨论。
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氏称由燕氏购得玉器四件,著《古玉考》一文,载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年出版)。1940年,龚氏已归道山,其戚某氏以重价售归华大博物馆。此外则燕氏本人尚保存有完整之琬圭、琰圭各一柄,玉琮一个,残圭半截及石璧数枚。石璧之较大者刻“燕师爷”三字,后亦赠与华大博物馆。
1932年,前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氏(Graham)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1934年春,罗县长以好古心切,用县政府名义邀请葛氏从速办理。由罗氏出面主办,而以发掘方法归由葛氏负责指导,以该馆馆员林名均氏襄助田野工作。时邻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葛氏《初步报告》(《APreliminaryRepor+OftheHanchouExcavation》”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1933-1934)。林氏著《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近亦在《说文月刊》发表(第三卷,第七期),立说虽或有可商,然田野之记录及实物之整部并存华大博物馆,极为完备,可为吾人研究之对象。
葛、林工作地段位于燕氏宅旁之小溪底及溪北之田坝中。先则沿溪开一沟,长四十尺,广五尺,深七尺,名之曰**坑。此坑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泥土甚薄,平均不及一尺,其次即瓦砾层,平均深度约三尺,其中所含陶片甚多,且有若干石器杂于其间,因其泥土多属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陶窑遗址。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粘土层,土色黄褐,且无遗物发现。
葛、林二氏次则整理前玉器石璧出土之溪底,经淘掘之后,始悉其地“为一长方形坑,长约七尺,宽三尺,深三尺;已为新泥沙所淤塞,坑中旧藏古物,已全部为燕氏取去,葛、林仅得琰圭残块二片及破缺小石璧数件而已。此类石璧残块燕氏或弃掷于岸旁,葛、林均一一检拾登记,此外坑中泥土杂有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珠颇多,亦细心淘获,所得约百枚。自燕氏淘溪之后,邻居在其旁拾得此类石珠者甚多,用线贯穿以为儿童玩具,然皆散失。葛、林以为圭璋璧琮之属多为古代殉葬器物,故疑其地为古代重要人物之坟墓,然又不敢自信,又疑其为古代祭祀山川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