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纳(Samuel E.Finer)的《统治史》共3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统治史》以各个**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社会关系所带来的****的变化。
芬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 ,1962)。芬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统治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芬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统治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统治史》由芬纳的夫人凯瑟琳?芬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统治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芬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统治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统治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统治史》一书没有涉及黑非洲,没有讨论欧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没有分析任何东南亚的**。甚至像日本这样的**芬纳的讨论也**于幕府时代以后的政治发展。在导论中,芬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选择案例的四个取舍原则,其中*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人类社会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集约性技术和延展性技术(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Mann ,1986)。所谓集约性技术,是指那些能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术,而延展性技术则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类(特别是**)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的技术。就古代中国而言,科层制、法治、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的发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术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特别是在18世纪前),推动文明进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术。因此,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对延展性技术发展的贡献就成了芬纳写作的主轴之一。在导论的*后部分,芬纳专门总结了在以后章节中还会深入分析的各个**和地区在这方面*为重要的贡献(Finer,1997: 87—94):亚述发明了帝国,波斯创造了世俗帝国,犹太王国发展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国贡献了科层制、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希腊发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发展了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和法制,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无头封建制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性依存状态,与中世纪欧洲的无头封建制相对的是中国西周或日本幕府政治前的那种在封建**和领主之上还有国君统帅的有头封建制。复兴了希腊罗马政治的一些关键传统,并创造了代议制。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主**,美国则贡献了成文宪法、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司法审查以及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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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纳的《统治史》发表后好评如潮。《经济学家》杂志说:“没有一本在20世纪发表的政治学专著……能超过芬纳的工作。”(Economist,1997)Luttwak(1997)说:“芬纳的工作是‘政治科学’的***者。”(Luttwak,1997)Paterson说:“芬纳的《统治史》是几代学术的结晶。”(Paterson,1999:112)Power说:芬纳的工作“丰富之极,以至于任何一个比较理论框架都无法对它进行概括”(Power,1999)。但是,芬纳在80年代为了写作《统治史》而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科研经费时却被拒。其实,还是Brisbin对《统治史》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现状(Brisbin,1999)。他批评芬纳无视所有坚持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在**形成方面所做的工作,批评芬纳未能把《统治史》中所提出的不同政府类别转化为能解释各种不同假说的真正的变量。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理论,而以博弈论和统计学为核心的定量方法则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方法。芬纳显然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持保留意见。西方主流政治学非常现实,因而也是十分短视的学科。他们普遍轻视历史,有一种“只有当历史能为现实服务时我们才会服务于历史”的劲头(尼采语)。因此,像《统治史》这样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巨著,就成为西方20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绝唱。
《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工作。芬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
修订版译后记
本书是在2010年《统治史》(**卷,下同)基础上的修订版。与初版《统治史》相比,修订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修改:1.重新统一了全书的翻译体例,特别是对翻译过程中的人名、地名、制度器物等专用名词,以及注释体例等进行了规范和统一;2.重新对全书的翻译语言进行了统一和调整,以保证各卷之间翻译风格的协调;3.修改并完善了初版中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或不准确之处。我们衷心希望,经过精心修订后的新版《统治史》在以全新面貌呈现给读者朋友的同时,也能给各位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阅读体验。
众所周知,塞缪尔?E?芬纳(Samuel E. Finer)先生是享誉西方学界的学术大师,而三卷本《统治史》正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之作。这部皇皇巨著共分三卷,计34章,百万余字,在芬纳先生去世时,全书后两章仍未完成,成为学术界的千古憾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放言,如果政治学领域存在诺贝尔奖的话,芬纳先生完全能够以三卷本《统治史》而获此殊荣。事实上,恰如赵鼎新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所说,芬纳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超越了诺贝尔奖所能承载的内涵。
在这部经典巨著中,芬纳先生以时间为线索,系统详实地考察了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各种统治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令人叹为观止。在国内外政治学研究中,《统治史》是迄今为数不多的一部贯通古今中西的学术巨著。曾在芬纳之后担任英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另一政治学家杰克?海沃(Jack Hayward)教授指出:“和同时代其他政治学家不同,饱受牛津大学熏染的芬纳具有对统治史中的异同现象进行跨时段和跨地域比较研究的自信和远见。”如果没有非常渊博的学识和深厚学养,没有毕生为学的信念和执着,很难想象芬纳能够在离休后完成这部难度如此之大的长篇巨著。《统治史》虽然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但其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价值和方法论同样毫不逊色,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的史书。芬纳的政治学研究极为强调历史传统和实证研究,完全传承了欧洲历史学派务实求真而决不妄言的**传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芬纳先生在研究中没有拘泥于西方**主义偏见,对先秦、汉唐一直到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并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我们坚信,无论对于史学者、社会学者,还是政治学者,《统治史》都是一部值得放在案头仔细品味的学术佳作。
本书翻译修订工作由我和马百亮共同完成,各章节翻译分工如下:**部分**、二、三、四、五章,第二部分第五、六章由我翻译;本书前言,第二部分**、二、三、四、七、八章由马百亮完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赐序,他的序言高屋建瓴,为本书增色不少。序言不仅能够使读者对芬纳和《统治史》的概况与学术地位有一个总体把握,而且对于那些入门者或没有足够时间通读全书的人来说,序言不失为一窥大师思想风采的捷径。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兴全副研究员、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梅俊杰研究员、潘玮琳博士,以及上海犹太研究**张忆南女士、张榕女士等在本书的翻译和修订过程中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和建议,我们谨借此机会向他(她)们表示*为诚挚的谢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倪为国先生和责任编辑彭文曼女士为本书翻译出版也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的策划与督促,本书的面世也许还要经历更长时间,我们也要对他们付出的努力表示由衷感谢。
本书翻译工作历时多年,我们在翻译和修订时曾多方求教,以求保持不失原著本色。由于水平和学识所限,书中仍难免会有一些讹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 震
2014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