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派词评研究》:
**节 常州派词评家简述
一、常州派词评兴起背景、宗旨、传承因素、代表人物
(一)常州派词评兴起背景、宗旨
常州派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实体。它兴起于嘉、道时期,崛起于清代浙西词派衰微之际,绵延至清末民初,虽说以地域而得名,但不局限于常州一地,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词学思想为基础,紧密配合时势特点,围绕词的美学特质进行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①常州派是嘉、道以来影响*大的词派,嘉庆以后词坛基本上是常州派的天下。它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而产生的一个流派。面对当时浙西词派等创作脱离现实、了无生机、谨守格律、题材狭窄、意旨枯寂等状况以及词坛上充斥的淫词、鄙词、游词之风的情形(“淫词、鄙词、游词”三蔽的核心问题就是内容空洞、意格不高),加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引起的动荡的社会现实巨变呼唤着一种经世情怀,也促使词人用词记录下巨变中的时事人心和民生疾苦,将词的社会功能发挥到**,直切时事成为词坛主要潮流,也即在晚清词坛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崇尚——比兴柔厚,在内容上就是提倡寄托。①张惠言打起了反对浙西派的旗帜,批评了浙西派末流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浮薄空疏”等弊端,在《词选序》中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②常州派打着“雕琢曼词”的旗号,主张词应重意,抒写“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必须继承风骚乐府的优良传统,讲究比兴寄托,讲究对词之内蕴的充实和深厚,讲究拓展词之情感表现范围等,这些都对改变当时词坛的不良风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词学发展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龙榆生在1941年所写的《论常州词派》一文中提到,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常州词派一直存在并对词坛产生着深广影响。
清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编选了一部强调“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推尊词体的新型选本——《词选》。《词选》的问世,在词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兴起。在他的启发下,郑善长又编选了一本专录常州同人的词选附在张惠言《词选》之后,这部选本选录了嘉庆、道光年间词人12家63首。这部词选的编选得到了张惠言的认可,是张惠言借他人选词而立宗派的常州派词选,张惠言、张琦是这个词派的主盟者。后来,谭献编选了《箧中词》选本,此本选录不局限于常州派词,而是广录从清初至清季的历朝词,但他选录的标准却是常州派的“比兴寄托”“意内言外”。此后直至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前,常州词派的理论基本上占据了近代词学界,词学著作**繁荣。这是词学史上的极盛时期。
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同在安徽歙县经学家金榜家中设馆教授金氏子弟,编写了《词选》一书以作为填词的教材。张琦《重刻词选原序》中云:“嘉庆二年,余与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室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③金应珪在刊印《词选》时作了《词选后序》,重申了张惠言的论词主张。
关于常州词派的宗旨,张惠言在《词选序》结尾云:“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④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提出了比兴寄托说,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依据。《词选序》中言论说明了词的文体功能和文体地位,足可与《诗经》、《离骚》、汉赋等正统文学相近相通,以其独特的体式技巧表达出重大的政治内容。张惠言、谭献、陈廷焯等常州派词人将儒家的诗教作为其词论的理论基石。.常州词派在推断词与诗骚的关系时,更加注意内在精神的传承。除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的理论外,周济接着提出词史说,陈廷焯提出“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①。以上诸家均指出了“风骚是诗词的源头,温柔敦厚则是诗词共同追求的风格境界,从而推出尊体价值”②。他们所提倡的复古、尊体、兴寄、意内言外、寄托等观念,都折射出鲜明的正统诗教色彩,体现了讽喻时政、批评现实的诗学精神。③
孙克强在其《清代词学流派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流派在清代词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因而清代的词学理论有以往词论所不曾有的特点,清代主要的词论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等,都是词学流派的**人物。清代典型的重要词学理论主张都是词学流派的代表性理论主张。由于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作用,围绕流派而展开的批评和争议又特别引入注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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