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自卫,此团体即所谓**。一个**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所以重要的原因。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有些人却要分作两国呢?这个原因,*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在现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国是世界上*大的一个民族**,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的人地理知识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按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按,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有故书雅记作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民国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现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坦所发见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伦,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坦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纹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浚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纹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唯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2752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2000余年,正像人活了100岁,只记得1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50年,唐尧在位70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2167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15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按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按《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一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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