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闯入华尔街
走近华尔街
1991年7月的**,初到纽约,出于对华尔街的憧憬、向往与好奇,我怀着朝圣般的心。专程坐地铁从皇后区居住地直奔曼哈顿下城的华尔街。去一睹它的风采,梦想着有**能在那儿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因不甚了解而进入,等完全领悟了便退出。
待我走近下城慢慢地观察细看,发现华尔街短短窄窄的,全长不到五百米。在百老汇街与华尔街的交界处,我看到了**的三位一体教堂(Trinity Church)。这座19世纪中叶完整矗立起来的建筑,远在华尔街还是一堵破烂不堪的城墙时,它就已经是标志性的建筑了。远航归来的船只,视教堂高耸的尖顶为欢迎它们进入纽约港的信号。教堂外墙精工细琢的神像令人赞叹,连一砖一石都值得仔细观赏。教堂后花园的墓地里,埋葬着五位知名人士。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先锋,他的经济主张——工业化,对新独立的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距离墓地几步之外,便是喧闹的街道,各种车辆日夜川流不息。反倒更加衬托出教堂本身的神圣与静��。
三位一体教堂的正前方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背后是美国证券交易所,两侧则是高耸的办公大楼。相较于周围新起的玻璃钢筋摩天高楼来,这几栋老大楼则显得相当敦实,透着贵气。在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的楼前我驻足了片刻,将电视镜头里见到的交易厅画面,回闪、放大:大厅里混乱不堪,大宽条屏幕闪耀着债券报价,满地的废纸,手握话筒的电视台记者喋喋不休地报道着当天的股票走势,交易员们旁若无人地吼叫咆哮。这是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生活。回头望着教堂,我猜想:银行家、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们经过早上的搏杀与格斗,中午休息时,他们会不会走到几步之遥的教堂去祷告,然后再回到证券市场的血腥搏杀中去?
三年后我进入这个行业时,觉得这项工作的确令人兴奋、刺激。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承受着当我过度疲劳时产生的挫败感,也常常享受到攻克难关后的喜悦感。我的猜想没错,华尔街的大亨们中午的确去那里祷告,后来连我自己都成了三位一体教堂的常客。不过我不是去祷告,每个星期三中午那儿有个室内乐队的演奏,有时我一人,有时我约了同事一同去观看。音乐家们演奏的多半是巴克的曲目——巴洛克风格,重复优美的主旋律与丰富的合声,听来使人内心沉静,起到了镇静剂的作用。演奏家们的酬劳当然由教堂支付,教堂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来自于华尔街的大亨们,他们每赚一百美元。便捐十美元到教堂里,所谓“逢十捐一”,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教堂的富有可见一斑。
当时在华尔街上,除了“银行家信托”大楼,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大投资银行的名字,更不用说**的共同基金或对冲基金等证券机构了。实际上,华尔街和好莱坞一样,早就不是个地理概念了。如果说好莱坞是美国主流电影业的别称。那华尔街就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代名词,是全球80%以上**的集散地。十多年前起,大部分金融机构渐渐地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搬迁到地价更贵、**品商店一家连着一家的曼哈顿中城去了。9·11事件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尔街的格局。有些机构干脆搬到了对岸清静**的新泽西州。现在,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外,还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或基金,将总部设在华尔街。在**的“华尔街巨人”中,只有高盛和美林还坚守在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不过,据说高盛和美林也已经在曼哈顿中城区购置了新的豪华办公室,不久就要彻底与“旧华尔街”说再见了。
既然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已经搬离了华尔街,人们为什么依然将与金融证券业有关的一切称为“华尔街”?一大早,衣装整齐的红男绿女,他们左手捧杯咖啡,右手抓着装有早点的纸袋子,胳膊下夹着《华尔街日报》,步履匆匆地从时代广场、**火车站、洛克菲勒**地铁站以及公车站台上冒出来,人潮如涌般地汇聚到中城区豪华的办公楼里;在国会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关心的仍然是“华尔街的态度”;而企业家们的*高梦想是能“在华尔街上融资”。无论地理位置相距多远,哪怕在伦敦、巴黎、多伦多、东京和香港,金融界的精英们精神上追随的还是同一条街道。在这条街道上,所罗门兄弟曾经提着篮子向证券经纪人推销债券;摩根曾经召开拯救美国金融危机的秘密会议:年轻的文伯格曾经战战兢兢地敲响高盛公司的大门(日后他成为高盛历史上的传奇总裁);米尔肯曾经向整个世界散发他的垃圾债券。在这些神话人物死去几十年之后,他们的灵气依然悬浮在纽约上空,俯瞰新一代的银行家、分析师、交易员、经纪人或者基金经理,延续他们不灭的精神,制造出*新的金融神话——华尔街的神话。
那些华尔街的神话是由大小不同的玩家们创新发明的。街上*大的玩家(即Players,在国内称“投行”)大约有十来家,*为老牌的莫过于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和JP摩根,他们以做上市的承销商和公司兼并居多。帮助富人们管理资产*多的投资银行是欧洲的三大家:UBS(他们是收购瑞士银行的瑞士**大财团,简称瑞银)、瑞士信贷(瑞士第二大财团,我在里面供职两年多)和德意志银行(当年兼并我所在“银行家信托”的那家)。另外还有三家后起之秀:花旗、汇丰和美洲银行的证券公司(我离开美国时所任职的公司)。因为这三家证券公司是目前全球超巨大银行,他们的成长*快,这也代表了“One-StoD Shop”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在一家金融公司里可以得到所有各项金融服务的意思。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特恩,他们虽属传统的中型玩家,不过它们有各自的优势,在好几个证券领域中名列前茅。
这些大中型的玩家们玩的是证券,我们常常说他们是玩别人口袋里的钱(Playjng Other People’S Money)。证券的种类繁多,假如投资者不参与生意活动,被动地完全依赖别人的管理赚钱,这样的投资就应该算是证券。像股票、债券、油田的股份、有限合伙人公司的股份、投资合同等。大家比较具有共识的证券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债券,包括美国各级政府和各大公司发行的债券;另一类是股票,包括普通股和优先股。购买债券的是“债主”;而拥有股票的则是股票发行公司的股东。举个简单的例子,要是你的朋友搞个网站找你参股,那就相当于让你买他网站的股票;而要是他找你借钱的话,那就类似于让你买他网站的债券。所有的证券基本上是由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纳斯达克的电子交易系统以及通过*新潮的电子通讯网络来交易完成的,即: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简称ECN。9·11事件发生时,我就在当时的五大ECN之一的BRUT ECN公司任**金融软件工程师,在华尔街上,我算是得到了一席之地。
在华尔街闯荡的三类中国人
华尔街是美国精英们的众望所归之处。整个华尔街的从业人员有30万人,而在前十到十五大投资银行里就职的,估计占了一半儿;还有一半人在其他无数的中小公司从业,这些公司一般是做配套服务于这十多家大公司的。二十年前,华尔街可以说是美国白人的天下,有色人种是80年代后期,才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华尔街的。90年代初,华尔街还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有中国内地留学生背景的。后来,就像计算机是因特网的火车头一样,计算机也渐渐成了华尔街的火车头。1997年开始,计算机网络的兴起带动了华尔街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需要,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才渐渐多了起来。*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只是做计算机软件的,随着不少数学、物理高手进入华尔街作模型分析后,中国留学生进入华尔街的现象,引起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几年前《纽约时报》就曾大幅报道过。而第三类人是金融专业毕业进入华尔街的,他们从事金融分析、交易员和管理基金的工作。当然这“三个代表”只是大致的区分,不是**的。目前在华尔街从业的中国人,计算机专家必须懂金融,单懂计算机的职位大都外包到印度、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而做金融分析和模型的专家们也应该懂计算机,会开发软件,都必须“一专多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华尔街继续“生存”下去。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统计,说华尔街主流公司**的从业人员中,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大约有800到1000人。所谓**,一般指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十年以上者。其中**类人占大多数,估计在600到800之间,这类人的年税前收入一般在18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底薪+奖金+各类福利,如退休基金、健康保险、人寿保险等等),我可以算这一类的典型;第二类入门要求很高,至少要**大学的数理博士,他们的底薪一般在15万美元到18万美元,奖金与业绩挂钩,业绩好,奖金可以拿到8万美元,甚至10万美元以上,年税前总收入一般在25万美元到30万美元之间;而第三类的情况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像曾在大摩的谢国忠和瑞士信贷的陶冬都属于第三类。而我老同学的弟弟王光宇曾属于第二类,他是北大的物理学士、硕士,美国名校的博士。起先,他在华尔街的主流公司做了两年模型,后来又做了六年债券交易员,前些年去香港发展,负责为英国老牌银行Barclays建立**个期货交易平台。王光宇和陶冬、谢国忠在香港时都是“圈内的哥们儿”。目前,他回到纽约与几个华尔街老美大腕儿合伙,搞了一个专门投资中国的基金——积德基金(Jade Capital)。去年,投资了八百万给中国的读书网站——豆瓣网,非常成功。日前我和几位华尔街精英及国内金融界好友组建了一家从事金融投资及金融技术服务的跨国公司“新马国际”,积德基金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儿之一。
自己做投资公司的,不管规模有多小,哪怕一个人,都很容易引起国内的关注,这可能和国人普遍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相连,总觉得公司再小,也是自己做老板,他们的收入就难说了,可谓“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少的每年也就三五万美元,和大多数在美国开中国餐馆的小老板差不多:多的可达百万,甚至几百万、上千万美元,是没有顶的。
撇开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华尔街从业人员,我们再来看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一般工作人员的薪水标准。一个刚人行的本科生(担任助理或普通分析员职务),大约是三万到五万美元,其中包括奖金。有MBA学历的毕业生,薪水标准大约是六万到十三万五千美元。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薪水标准也不尽相同。刚开始的时候,奖金占薪水的10%到50%,然后慢慢增加一到三倍。*能挣钱的当数投资银行的股票交易员们,1994年收入*高的是一位“共同基金”经理,他那年的所得,不多不少,分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正好每个人一美元——13亿美元!怪不得有的交易员一年几十万美元落进袋里,简直就不好意思说出口,走在街上狠狠地骂自己“Mother Fuck Looser” (“失败者”),恨不得一头撞上南墙。说明华尔街投资银行业是个高层次、高风险、高竞争、高回报的行业。
根据2006年的统计,华尔街员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0万美元,要是按华尔街*兴旺时4073员工来计算,华尔街每年单发给员工的薪资就超过12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6年中国GDP的5%,超过了世界上好些**的GDP,很“壮观”吧!就不用再提老板们赚到的钱了……
华尔街头衔的背后
华尔街大多数主流公司将职工分成十级(Band),不同的级别分不同的薪水段、奖金级别、假期的天数、公司对外交际的业务费用高低以及退休金的比例,与国内的24级干部级别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这些级别如金字塔般分布,数字越大,职务越低,人数也就越多。公司里百分之五十的员工属Band10到Band8,他们没有职称,一般被称为职员或者非行政人员。如Band8以上的员工,每年可享受两周有薪假期;Balld7和Band6有三周有薪假期;Band5和Band4是四周有薪假期。有的职称以专业命名,如会计师、分析师、软件开发员等等。从Band7开始进入中层,一般对外就可以用名片了,这一级一般还是用专业作为职称,前面加上**或**两个字,如**软件工程师、**分析师以及**会计师等。
比如,我在BPUT ECN工作的时候,职称是“**金融软件开发分析师”(Senior Financial Software Developer Analyst),够长的吧。这就算专业职称上*高的称呼了。凭这个职称可以在华尔街找到任何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证券软件方面*好的工作。1994年起,华尔街许多大公司就一直在全球寻找能开发UNIX上的工作站软件和各类金融分析应用程序的人才。从那时开始,对一个**的计算机专家来说,如果再懂些金融方面的基础知识。拿到六位数的工资(所谓“Six—Digit Salary”,这在美国是高薪的昵称)是不足为奇的。
从Band6以上的职称就是“行政”上的职务了,可以开始负责一个部门或一个项目。Band6一般的职称就是AVP(中文翻译为“助理副总裁”),我在“瑞士信贷”时就是AvP:Band5是vP(中文译为“副总裁”),对外名片上用的是“副总裁”,我在美洲银行就是这个级别。在美国的华尔街主流公司里。一般华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留学生背景的,能爬到VP的位子基本上算到顶了。想成为vP,除了至少做十年甚至十五年,*好还要隔三差五不停地“跳槽”才行(这我在下面还会谈及)。而白人(欧洲人后裔)往往工作三年便能升任AvP,五年之后一般都排在VP之列了。和体操运动员差不多,纽约华尔街员工的平均“工作寿命”就是十来年。通常,美国学生大学毕业后,会预先进入一家公司做一年的实习,然后花三到四年时间半工半读拿个硕士学位,25岁左右正式进入华尔街大公司拼个十来年,结婚生子后40岁左右便退下来,离开纽约搬去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曼哈顿近80年来,人口总保持在150万上下的原因。这150万的人口中有60%是绕着华尔街转圈的。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断地进进出出。
大投资银行中层的***别为Band4,是Principal或Director(中文可译为“董事”或“合伙人”),王光宇当年在香港工作时,就曾经到了董事这一级。而高层中*低职位Band3为MD(Managing Director),中文里各种翻译都有,*多的翻译为“董事总经理”,如原来大摩的谢国忠、瑞士信贷的陶冬就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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