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预警金融大地震
新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后,未来将会有一场同样惊人的金融大地震考验我们吗?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以四川汶川为震中,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震撼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死亡与失踪人数近10万人,受伤37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在这场大地震的事后思考中,人们*懊悔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震前预测到这场8.0级的大地震,并及时采取措施,是可以将这次灾难的损失降低到*小程度的,而宝贵的生命也可以幸免于难。
诚然,人类目前仍不能完全掌握地震事前预报的技术,这个能力的提高当然值得防范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部门改进。然而,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毕竟数十年难得一遇,如果我们收获的教训就到此止步,然后继续歌舞升平,高枕无忧,那么我们这些生者仍然未能尽到责任。
我们是否应该乘此良机将思考推而广之,比如中国会不会面对巨大的经济灾害,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货币领域?在2008年两会的答记者会上,温总理就已经警告“今年(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2008年5月9日,分管金融的王岐山副总理也特别强调“必须把维护金融**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如果在这样已经非常明确的要求面前,有关部门没有对金融**有着清醒的认识,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使得中国“金融大地震”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造成十倍于汶川大地震的中国财富损失,那么我们是不是会更加遗憾呢?
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笔者就不断警示新亚洲金融危机的潜行逼近,一场金融大地震在悄悄酝酿。当时,我在《**财经日报》发表了题为《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文中写道:“在时间洋流从2006流向2007、2008的金融海洋上,突然翻起了一朵夺目的浪花,让世人有机会一窥海面下暗流汹涌的方向。”
此前的2006年12月18~19日,泰国爆发“一日货币战争”——18日晚,泰国央行下令,从19日起,实施外汇无息存款准备金的系列举措,以增加热钱进入成本,缓解泰铢升值压力,预防热钱大进之后再大出之时的金融悲剧重演。
热钱当即犀利反击,19日泰国证交所指数(SET)暴跌14.84%,市值蒸发230亿美元,泰国央行当日宣布取消上述管制措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铢因热钱撤离暴跌不同,此次是泰国央行意在打“预防针”,但一日败北,还是让人大跌眼镜。毕竟当年泰国央行抗击了近两个月,如今卷土重来的热钱显然已更加强大,先拿泰铢“祭旗”。
当时,笔者就开始提醒:
这就引发一个巨大的悬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从泰国开始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倒下至中国戛然而止。在金融基本封闭的中国内地坚强后盾之下,香港与投机热钱两度决战,热钱知难而退。如今,假如更加强大的热钱再度冲击而来,中国能否依然安然无恙?
遗憾的是,这个此后不断提**别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亚洲**的足够重视,现在,新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已经迫在眉睫,新的悬念是,它的**块多米诺骨牌会从哪里开始倒下,现在答案已经水落石出——越南。
2008年3月下旬,越南**银行听从了“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谬论,将越南盾与外币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然而事与愿违,越南盾由升值变为贬值,在2个月内快速贬值2.6%,在远期汇率预期的NDF市场下跌得更为猛烈,5月30日NDF汇率市场预期越南盾未来一个月将贬值7.6%,12个月贬值28%。与此同时,韩国以及东南亚多个**也开始了货币贬值。
在越南,股市危机已经发生并继续扩大,至5月30日,胡志明指数已比历史高点跌去65%,2008年以来已经下跌55%,它还是一场房地产危机,胡志明市的房价已经跌去一半,而商业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危机难免接踵而至。
如果说当时这种忧虑警钟敲得有点早,那么一年半后的2008年5月底,当越南货币危机突然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是振聋发聩的*后警告了。我们再也不能心怀侥幸幻想——越南危机是一个偶然事件,不会传导到中国、整个亚洲,乃至全球新兴市场。
热钱的眼中钉:“世界工厂”的“护城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是已经以大国和平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的中国。
笔者在2007年初分析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而,我们不能以中国昔日免于亚洲金融危机为由,推断出中国明日无忧。”中国之所以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较低;二是中国的金融没有扦放,仍采取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长期保持1美元兑换8.30元人民币左右,资本项目也没有放开。这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双重防火墙,虽然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基本将这种金融动荡——汇率、股票和房地产的大动荡隔绝在**之外。
但是,到了2007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将制造能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后,中国的“世界工厂”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70%以上,比例之高,在经济大国中****,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14%~20%,和贸易相关的经常项目资本出入境大大增加,然而我们对于经常项目资金出入境的监管意识和能力没有相应提高,给了国际投资资本热钱以可乘之机。而在2005-2006年度,中国的金融改革全面突进,与国际金融一体化加速,2005年5月21日,人民币进行汇率改革,取消了固定汇率制度,在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浮动区间为上下0.3%(2007年5月扩大为0.5%),A股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后,在基本制度上开始了与国际股市规则的接轨,使得国际投资者对A股兴趣大增,合法的国际投资QFII和非法偷渡的热钱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不断涌人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0月,以工商银行香港上市为标志,内地A股和香港H股股票市场上,同一只股票两地同时上市已经达到54家,初步形成了规模,人们开始比较这只股票的香港和内地股价的差异,来给A股或H股的股票定价,这标志着香港H股与内地A股已经实现了寒质性的联动关系,而由于香港H股原本就与美国股市高度联动,对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走势几乎亦步亦趋,因而中国股市也已经无法置身国际资本市场之外。
一言以蔽之,昔日封闭而独立的“围城”大半已不复存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直接或间接(通过香港)同内地银行、股市、汇市建立全面连锁反应机制。如果新的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中国已经不再能像10年前那样完全置身事外了。
打个比方,10年之前,我们是有又高又厚城墙保护的城中之国,我们靠辛苦的“世界工厂”的耕种收获“粮食”,靠老老实实的以物易物为生,没有觊觎他人财富的意愿和能力,有赖坚固的城墙防御外敌的入侵。
但是,这必然与大草原游牧民族产生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的冲突。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靠狩猎野兽、靠游牧牛羊,乃至掠夺农耕民族的粮食财富为生。他们来去如风,行动神速,一击不中,立刻远飙。一旦得手,便毫不留情地大肆抢掠,根本不管农耕民族的痛苦和咒骂。在农耕者春夏辛勤劳作的时候,他们就养精蓄锐,放马南山,在农耕民族金色秋天刚刚收获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往往就飞奔杀到,劫掠一番。在农耕国缺乏强大军队保卫的情况下,环绕城市的城墙是其*后的利益保障。也正因如此,游牧民族*痛恨的就是中原的高城壁垒,这使他们无法自由自在地掠夺农耕民族的果实。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拆毁中原城市的城墙,*高明的是利用自己的威慑力,通过分化诱导农耕国的精英,逼迫农耕民族自己拆掉保卫自己的城墙。
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城墙主义者,但是,如果这个农耕**没有变成同样强大的游牧民族,或者这个农耕国没有一支机动性非常强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铁血军团,足以与游牧军团打一场面对面的战争并获胜,威慑外敌不敢轻易挑衅和攻击,那么,太过主动并太快地拆掉城墙似乎并不明智。
如果回到现实,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靠辛辛苦苦地制造物质商品获得微薄商业利润者,就是21世纪的农耕**,而游牧民族就是在世界各地疯狂投机,找到机会就大肆掠夺一番,猎获金融投机暴利的热钱,西方主要的金融大国就像这些游牧军团的根据地和宗主国。尽管笔者并不特别欣赏靠城墙保护的农耕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作为农耕国的一员,我深知,如果我们是在大汉朝*强盛时期,我们拥有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的“金融铁骑”,能够纵横千里草原瀚海,能够给不断袭扰我们的匈奴骑兵以致命打击,没有城墙也足以震慑四海,泽被宇内,那要不要城墙都无所谓。但是,现在的中国并没有这样强大的现代金融铁骑,中国的金融机构仍总体处于传统的“步兵时代”,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过早地拆除城墙,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将自己的利益像羔羊一样送入虎口。
正因如此,本人一直反对过快拆除城墙——过快进行金融开放的行为。其中*关键的是所谓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前者的基本路径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加速升值,大幅升值,日浮动区间由0.3%扩大到0.5%、1%、2%至*后全部放开,这就像一点点拆掉城墙的高度。其实,只要人民币日浮动区间扩大到1%,然后中国央行承诺不干预第二天的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就像越南*近做的那样,那就基本实现了汇率自由化;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基本路径是:合规监管下扩大QFII规模,开通港股直通车,热钱借合法渠道搭车涌入,资本项目管制形同虚设,这就像要把城门越拆越大。其实,不要等到城墙全部拆光拆平——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完全实现,只要把城墙拆得千疮百孔,就足以让热钱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了。
欲加罪人民币何患无辞
2007年以来,来自欧美**的声音越来越强硬,这种声音并没有直接要求中国立刻实行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而是要求中国必须加快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贸易顺差太多。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就像游牧民族非常想拆掉农耕国的城墙,毕竟觉得直接说实在太霸道,或者担心会引起对方警觉。于是就换了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你必须交纳贡品,因为你的“粮食”太多(潜台词是——不然我就打你抢你的粮食)。事实是,中国制造贸易顺差太多,是因为西方**不愿意辛辛苦苦地种“粮食”,同时也不愿把它们狩猎的野兽皮毛——高科技产品与我们交换。这岂非一种强盗逻辑?
可是,农耕国的一些舆论却非常善解对方心意,并建议决策者说,让我们送给对方一些粮食吧,要不然他们就会来打我们,*好我们主动把城墙拆了,这样向对方表明我们毫无冒犯的诚意,他们自然就会与我们亲如一家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绥靖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在中国古代史上,凡是自己主动拆掉城墙的农耕国,无一不是全部粮食财富被游牧者劫掠而去;在现代经济史上惊人相似的是,凡是以制造业为生,贸然采取了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民财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遭遇过热钱金融危机的洗劫。
这种舆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鼓吹和推动人民币升值,其目的是为了刺激中国的资产泡沫,推得越高就会摔得越狠,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捧杀”策略,把我们捧得越高是为了有朝一日摔得我们再也爬不起来。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一个前提: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大幅推动人民币升值。要达成这一目标,则先要给现行的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入罪。“如今这种舆论已经铺天盖地——世界经济已失衡,中国贸易顺差是罪魁,人民币低估导致贸易顺差,为赎罪,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而且是大幅升值。”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笔者强调:“在WTO框架中,各成员国完全有权利选择各种汇率制度,包括固定汇率制。况且各种汇率政策的选择,并不存在谁更好、更先进的问题,只有是否适当的差别;其次,所谓的世界经济已经失衡的判断是单向的,现在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确实存在,但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的美元金融资产,中美间双向是动态均衡的。”
如果从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收益来看,美国受益远超中国。简单举个例子,假定原来美国生产一双耐克鞋要支付成本20美元,从中国进口只要4美元,这样美国就获得16美元的净收益(减亏也是收益),而中国每双鞋获得的净利润可能只有20美分。如此,美方就获得了16.2美元新增收益蛋糕的近99%,中方仅获得不足2%。
“中国制造”不仅这样巨大地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给了美国人丰厚的利率补贴——实际上,格林斯潘掌管美联储的18年,美国之所以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奇迹,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循环的周期理论几乎“失效”,究其根本,除了新经济因素外,*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制造”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实惠。
为什么某些美国人不仅不感恩,反而一再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呢?原因不外有三:一、这给了贸易保护以口实,以逼迫中国企业支付更多的反倾销税诉讼费,进一步侵蚀中国企业微薄的利润。二、逼迫中国购买更多贬值中的美元,为美联储增发货币埋单。三、以此威胁利诱中国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空间,扩大资本项目开放,为热钱大进大出创造条件,以诱发中国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尚待解决的隐患,制造一场新亚洲金融危机,以之摧毁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而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
在2006年10月工行上市之前,相信前两个是主要原因,而此后,第三个原因正在上升为核心动机。依据是,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IPO募资额**次超过了美国,令华尔街为之震惊。与“世界工厂”和美国金融虚拟经济高度互补不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与美国金融市场产生竞争,换言之,某些美国人乐见一个中国“世界工厂”,但未必希望看到一个亚洲“华尔街”。所以从那时起,将中国的亚洲华尔街扼杀在摇篮中,就像当年匈奴想把大汉朝卫青、霍去病的中华铁骑扼杀在摇篮中一样,对于某些西方金融大国来说,这已经是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根本上讲,只要某些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作为金融大国崛起,中国与西方的一场金融博弈乃至对决就在所难免,无非来得早晚而已。换言之,一场以*终摧毁中国独立自强的金融系统的新亚洲金融危机必然来临。而这个生死玄机就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越多,汇率震荡幅度越大,中国战斗力就越弱,越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而西方金融铁骑就越彪悍,越称心如意,越处处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