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之下，科学家发现了来自外太空的一封中微子信件，也许这正是智慧生物的象征。我们不知道发信人是谁，该如何解读这封信的内容呢？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发信人呢？《其主之声》围绕谜团展开的故事，比众多冒险小说都更扣人心弦，尤其与未知的较量，激发了对世界本质、人类本性和生命为何存在缺陷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其主之声计划（HMV）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在广度和多样性上远超曼哈顿计划。公开披露后，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被相关论文、专著及随笔淹没了，数量多到仅书目清单就能独成一大本书，有百科全书那么厚。权威版本是《巴洛因报告》，后来美国图书馆发行了一，其精华内容则收录在《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第八卷。其他作者关于该计划的图书，也有一些享有很高声誉，比如拉帕波特的《次星际沟通》，迪尔的《在其主之声中》，以及普罗瑟罗的《其主之声：对物理学的意义》���第三本是精准的文献之一，由我的已故友人撰写，尽管此书应该算作专业文献—“专业”意味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史学专著多得不胜枚举。科学史研究者威廉·安格斯的四卷本《749天：一部编年史》是一部不朽巨著。它细致入微的记录令我惊叹；安格斯联系到了其主之声计划的所有前员工，并将他们的视角汇编在一起。但我无法读完这部作品—就像我无法读完一整本电话黄页。
另一类书籍不是纪实性的，而是阐释性的，涵盖范围从哲学、神学到精神病学，不一而足。阅读这类出版物总是令我疲倦而恼火。关于这个项目有多话要说的人都是从未直接接触过它的人，我敢肯定这不是巧合。
对于万有引力或电子学之类的话题，物理学家们也有相似的感受—与那些遍览科普读物的“博学之士”截然相反的感受。这些“博学之士”认为自己懂得专家们都不愿意提的一些事情。二手信息总是给人一种整洁清晰的印象，而科学家们手头的数据则满是漏洞和不确定性。那群阐释其主之声计划的作者往往会把他们得到的信息强行塞进自己已有信念的束身衣里。他们还会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砍掉与之不符的信息。倘若这样的书籍只是少数，读者至少还能欣赏一下作者们别出心裁的瞎掰能力，但是，此类图书已在不经意间蔚然成风，你甚至可以用一个专门术语称呼它—其主之声书写癖。科学自诞生之初就总是被一圈伪科学的光晕环绕着，伪科学就像蒸汽一般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脑瓜子里升腾而出。而其主之声计划又是一桩****的现象级事件，所以它在稀里糊涂的愚蠢人群中引发剧烈骚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骚动还顶着一系列宗教派别的头衔。
说实话，即便只想大体上了解其主之声计划涉及哪些问题，信息量也会超出单一个体的脑容量。明智之人若发现自己对某事一无所知，尚能**住热情，但傻瓜绝无可能因此冷静下来。所以，在因其主之声计划而诞生的出版物海洋里，任何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只要他不过度关注真相就行。另外，即便是再庄严可敬的人物也要试手写点儿什么献给这项计划。备受尊崇的帕特里克·戈迪纳写了《新启示》，这本书至少逻辑清晰；而伯纳德·皮尼亚尼神父的《敌基督的长信》就配不上同样的评价了。这位虔诚的神父将其主之声计划贬低为鬼魔学（为了让教堂的上级给书稿盖上“无妨害”的印记），还将计划的终失败归因于“神的介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项目里合成出的那样东西，有人开玩笑地称之为“蝇王”，而皮尼亚尼神父把这个词儿当真了。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童，认为行星和恒星的名字都刻在星体上，天文学家只要通过望远镜就能读取。
还有大量哗众取宠的文字就更不必说了，它们就像加热即食的速冻食品一样，食材差不多是事先嚼过的，配上一种永远新奇、颜色鲜艳的酱汁，在玻璃纸底下的卖相要比实际吃起来强太多。《展望》杂志使用政治间谍元素为其系列文章调味（并为我捏造了一些我从没说过的话）；《纽约客》上的菜肴要精致一些，还撒了些许哲学香料。而在《其主之声的字里行间》一书中，夏皮罗博士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阐释。我从中了解到，项目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由一种力比多驱动的，并且因为受到了的、的性神话的投射，这种力比多是不自然的。同时，夏皮罗博士还掌握了关于各宇宙文明性生活的精准信息。
我穷尽一生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驾照的人不许在公共道路上开车，但是在书店里，你总能找到好些毫无体面可言（更别说知识了）的人写出来的书。毫无疑问，此类作品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了印刷文字的通胀，但出版方针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文明处在童年期时，只有出类拔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才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印刷术发明之后这个标准也没怎么变；而且即便一些愚蠢之人的作品得以出版（我想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这类书籍的数量也不像今天一样是天文数字。现如今，在垃圾的洪流中，有价值的出版物必然会沉底，因为在十本烂书中找出一本好书，要比在一百万本烂书中找一千本好书容易得多。此外，还会出现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伪剽窃”，即无意中重复了一些不知名写作者的点子。
我无法确定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与他人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重复。这就是人口爆炸时代的一大害处。我之所以决定把与其主之声计划相关的往事写下来，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令我满意的关于该计划的文字。我不能保证“我会说出真相并且只说真相”。如果我们当年的辛苦劳动终被冠以成功之冕，那说出真相还有可能；不过，倘若真的成功了，我也就没必要再写什么回忆了，因为到时候终真相的耀眼光芒一定会令其破解过程黯然失色，终真相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它会烙在人类文明的**。但是，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打回了原点。由于我们并不能理解那道谜题，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自己搭建的脚手架—却没有建起大厦本身；只有尝试破译的过程—而非原文的内容。我们试图觅取群星间的金羊毛，返程时带回的只有航行日志。就是在此处，我与前文被我评价为“客观”的、以《巴洛因报告》为首的文献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因为“失败”一词并未在这些文献中出现。比起项目开始时，我们在项目结束时不是收获了巨大的财富吗？我们不是在许多学科中都开创了新的篇章吗？比如胶体物理学、强相互作用物理学、中微子天文学、核子学、生物学，还有重要的，关于宇宙的新知识。列出的这些仅仅是主体信息中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专家们称，这些新进展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
这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此收益与彼收益不同。一队蚂蚁在路上遇到了一具哲学家的尸体，它们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比喻令你震惊吗？那就对了。从一开始，文献就只有一位敌人，那就是对已表达出的观点的限制。事实证明，自由表达的权利有时反而会对某个观点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被禁的思想尚能秘密地在人群中扩散，而当一件重要的事实在错误的信息洪流中迷失，当真相的声音被荒唐的喧嚣盖过，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那声音虽然仍在自由地回响，却无法被他人听见，因为信息技术令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听众接受得清晰的信息，来自叫得响的那个人，哪怕他喊的话都是错的。
……